如何減輕對宗主國的依賴，逐步做到自給自足，成為了前幾任港督首要面對的難題。儘管他們各顯神通，但任上都未能消除香港的赤字，讓殖民地面對的財政困絀更是久不能抒。

五口通商後，外商可直接前往各條約口岸採辦貨物，無須再與香港打交道。新闢商埠引致物流路線的重新構建，大部分出口貨物由陸運至穗改為水運至滬。為追逐更大的利益，商號和資金紛紛隨之從廣州、香港外移到上海等新開口岸。這些都令初期的香港進一步被邊緣化，只能獨自應對煎熬。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脫穎而出的軍人巴富爾，被任命為英國首任駐上海領事。1843年11月8日，他乘坐輪船在黃浦江邊下錨。老上司砵甸乍慧眼相中的這個前英軍駐印砲兵上尉不孚眾望，力排大清上海道宮慕久無房建館的虛應搪塞，通過粵商的襄助，迅速​在上海城內駐紮停當……

自1759年起，大清對外實行「一口通商」制度，賦予廣州十三行（其中廣人五行、泉人五行、徽人三行。據蕭睿華譯《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行商享有對外貿易特權……

長達六個多月的航行偵察，讓郭士立一行收穫頗豐。英國人不但完成了對廈門、福州、寧波、上海等地的港口、海灣、河道的探測工作，而且對大清政治的腐敗不堪、軍備的廢馳落後、以及各地的經濟狀況，都有了第一手的資料。

鴉片戰爭以後，香港島周遭的海盜活動愈演愈烈。引致海盜橫行的原因，除大清水師在中英衝突中全覆沒外，更主要是受日益活躍的鴉片走私等不法活動的鼓勵，以及對香港新財富的垂涎。

1846年8月，《經濟學人》在報道中描繪，「香港現在甚麼都不是，只是一些鴉片私梟、土兵、官員和軍艦水手的補給站」。十九世紀中葉遠赴香港的歐洲人當中，絕大部分是冒險家、走私客、存心賺快錢的商人，以及從東方退役的水手或士兵。「香港是歐洲罪犯、逃兵、魯莽冒險家和投機者的庇護所，這點在英國是人盡皆知」。

華人是香港的主體民族，而前幾任港督在實施管制中，無不奉行種族歧視政策，直到1877年軒尼詩任上才得以扭轉。

英國人一登陸香港，即按「直轄殖民地」的模式建立起管治體系和司法制度。由於錯綜複雜的因素，帝國文官銓選制度在香港的實行卻推遲了整整20年。開埠初期，港英政府不得不任用形形色色的冒險家充任政務官，他們大多不但素質低劣，而且品流複雜，其中不乏貪贓枉法之徒，以致於官場腐敗現象愈演愈烈，一發不可收拾，對此全港上下惡評如潮，甚至於「在英國也聲名狼藉」，最終嚴重削弱了政府的管治能力。

商家為保護自身的利益，於1844年5月初，宣布成立了私人會所，取名「香港俱樂部」，這無疑當為日後香港股票市場的先聲。精英俱樂部的入會費為30元，月費4元，又絕非常人可問津。會員均屬政、商界頭面人物，為溝通信息和聯絡感情，他們之間的聯繫日趨頻繁。這些社會精英在影響當時政經活動的同時，也開啟了日後股權轉移和公司買賣的先例。

當發現已身處孤立無援的境地，砵甸乍隨之對香港產生了厭倦，萌生去意，遂向英國政府遞交了辭呈。十個月後，砵甸乍黯然離開了香港……

在狡詐的砵甸乍的誤導下，大清的多項權益遭到嚴重損害。根據這個連道光帝也極為贊許的《中英虎門條約》，天朝失去了作為主權國家無容討論的關稅自主權和領事裁判權，給了英國片面的最惠國待遇，賦予了英國軍艦常駐通商口岸和在口岸租地建房的特權。砵甸乍不僅為大英帝國謀取了巨大利益，同時也為西方列強在華利益均沾打開了潘多拉的魔盒。

在不足三年的任期中，砵甸乍同前任的關注點大同小異。前一年多的時間，他主要是使用武力恫嚇清廷，迫使天朝簽訂了確保英國利益的《南京條約》，又積極獻身於將「草約變條約」的交涉中，利用清官員不諳國際法的弱勢，主導着「定安則例」的後續談判……

把主要情力放在主持侵華軍務上的義律，更多時只能與香港擦肩而過。於是他任命英軍軍官威廉・堅為香港總巡理府，授予其統治華人的廣泛權力。

無疑義律對香港可說是情有獨鍾，但歷史並沒有給他多少機會來過問當地事務。不過關於自由港的決定和賣地的創舉，很可能是他一時的無心插柳，但其影響應該是無遠弗屆。

在與欽差大臣琦善交手時，義律展示出頗為惑眾的陰柔之功。琦善長期在北方任官，從未與英國打過交道。在給義律的照會中，一派天朝上國的頤指氣使，義律則不動聲色。對傲慢的琦善的大度容忍，甚至於激怒了其上司巴麥尊。

外相巴麥尊從倫敦發出的訓令，可解讀為要求遠征軍司令官奉行「兩者擇一」的方針，敦促大清或給予廣泛的貿易特權，或割讓一島乃至數島。作為帝國的全權公使，能拿到香港島似乎也算是奉命行事且不辱使命。

現在稱譽香港為東方之珠，其實像現代大多數明星一般，剛出道時也有過相當長的一段苦澀年代。

如何看待琦善的羈縻？無形中，他的無奈之舉竟成了一種思維定勢，「寄寓泊船」遂成為後世處理夷務的範例。先是造就出《北京條約》中術的條款（割讓九龍半島界限街以南時，大清繼續對九龍城寨保有控制權），繼而影響到後輩李鴻章的談判思維。

琦善（1792-1854），博爾濟吉特氏，滿洲正黃旗人。歷任河南巡撫、山東巡撫、江蘇巡撫，兩江總督兼署漕運總督、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正當聖眷正隆時，作為大清欽差兼兩廣總督，1840年10月3日，踏上了南下的坎坷之道。在英全權公使懿律因病離華的當天，1840年11月29日，到達廣州。不出百日，主撫的琦善不慎倒下。

進入香港後，為建立永久的商港和政府，義律立即着手組建起員警、法院、監獄等一整套現代治理機構。為穩定局勢，他宣布對華人繼續實施大清律。而在其他領域，則陸續引入了英國法律。1841年6月7日，義律宣布香港為自由港。為吸引各國商船前來自由貿易，他相繼委任了船政廳、工務處、港務及海事官員。為開拓政府財源，義律作出了拍賣土地的重大創舉。

義律擅於權變的特性再次顯現，他不按常理出牌，選擇了交煙保生和升旗立國的方式，巧妙的完成了鴉片由英商所有變為國家公共財產的轉換，從而將下一步事態的發展導向了中英兩國政府的行為。通過他交出鴉片後，作為民選的英國政府不可能再袖手旁觀，勢必要採取行動來維護國家的利益和權威，同時也必須對選民中的勢力集團——英國商人做出交代。義律的這一舉動，無疑最終是點燃了中英鴉片戰爭的導火線。

林則徐召集十三行行商傳諭，要求三天之內，洋商須將所有鴉片全部呈繳，不得絲毫藏匿，並要出具甘結合同。並聲稱：「如有再犯，人即正法，貨盡沒官。」同時，要求廣州海關暫停頒發外商離境紅牌，以禁止鴉片商人逃離，次日要將相關行商處斬。

一個荒淫而腐敗的朝廷，一個無序而貪污的政府，一個被叛亂弄得千瘡百孔的帝國，一個不知世界早已前行的自大的落伍王朝，國本動搖，人心盡失，最終只能選擇以割地、賠款求和，暫行賞借宣告了天朝的沒落已不可逆轉。

雍正執政的13年間，製造了近20宗文字獄，令士人屢遭挫辱和殘害。儘管仍有少數士人敢於挑戰皇權，據理力爭，面對刀鋸鼎鑊也在所不懼，不過從全社會來看，已是徹底磨滅了士人的精神氣節和社會責任感，使之成為了視皇權為馬首的奴才，甘心充當御用文人。

任何一個王朝走向衰落，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從吏治腐敗開始。作為社會的中流砥柱，官員的優劣直接關係到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當政府成為最大的貪腐機關，官僚階層整個淪為貪墨集團，這樣的帝國無疑已是病入膏肓，必然行將就木。

道光22年（1842）8月29日，在停泊於長江的英艦皋華麗上，中英兩國代表簽訂了《南京條約》，以國際法的形式確認了香港的「暫行賞借」。事後英方的感歎是「中國皇帝高於一切的統治，恐怕是一去不復返了」。從乾隆、嘉慶到道光三朝，只不過短短半個世紀，不但康乾盛世不續，天朝上國更是從傲睨一世到割地求和，這其中沒有世事的偶然，只有歷史的必然。

在華主辦的《中國叢報》的英、美傳教士，則更是赤裸裸的極力鼓吹使用武力干涉。「我們不能通過辭謙言卑的稟帖取得什麼，我們要和中國訂立一個條約。這個條約必須是在刺刀尖下，依照我們的命令寫下來，並要在大炮的瞄準下，才發生效力」。英國國內的曼徹斯特商會向首相和外相提交備忘錄，要求政府出面干預中英貿易事務。

回到倫敦後，馬嘎爾尼談及了中國的國運：「中華帝國是一艘陳舊而又古怪的一流戰艦……當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領航時，它便失去了紀律與安全。它可能不會立即沉沒，它可能會像殘舸一樣漂流旬日，然後在海岸上粉身碎骨，但卻無法在其破舊的基礎上重建起來」。

一直以來，對於廣州視窗的半開半閉，特別是中英這種間接交往並且十分不平等的方式，英人很難接受。到18世紀末，為試圖衝破大清廣州貿易制度的限制，更主要是力爭脫離「一個遙遠省份政府的腐敗和濫用職權」，真正實現與大清帝國的直接接觸，英國決定通過外交手段打開困局，直接派遣政府使團前往北京，同中央王朝進行直接談判。

從單個史實看，香港的取捨，無疑是兩個當權者的棄兒——義律和琦善博奕的結局。1841年1月11日，清欽差大臣琦善向英方發出照會，稱可代為懇奏，「予給口外外洋寄居一所」。20日，英遠征軍二把手義律單方面宣布並不存在的《川鼻條約》。25日，愛德華．卑路乍上校率領一小隊官兵登陸香港島北岸，並升起英國旗。翌日，英遠征軍海軍司令伯麥率軍強行佔領香港，納為英女皇陛下領土。自此，中國便失去了這個從未進入過帝王視線的邊陲荒島。

如果說香港是一本難讀的書，要讓徐徐升起的紫荊花區旗同五星紅旗一同持續高高的飄揚更是一門大學問。金融和服務過度發展，勢將強盛的經濟體引向衰落，西班牙、荷蘭、英國前仆後繼給予了驗證，香港能否邁過這道坎？


縱觀香港前100多年的歷史，普天下真就是一個又一個過客。百年間，人來人去，潮起潮落，緣聚緣散，鮮落痕跡。上至港督，下到蜑家，貴為鄉紳，賤若難民，其結局始終無外是回英倫，返鄉下，上金山（美國、澳洲），下南洋（東南亞）。對絕大部分華人來說，香港無非是「寄寓泊船」之地，頂多算是「功能的家」，甚至於大部分時候只是內地華人的逃亡之地，避難之鄉。對華人來說，無論你是大富大貴，還是際遇平常，最終是要落葉歸根，兔死狐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