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名海每天守着老店，70年如一日，不過，餅店早已不做餅了，現在只賣些樽裝水餅乾零食過日晨。
佛山市大旗頭古村將會舉辦「國家地理經典影像精華展New Age of Exploration」攝影展。
沈從文說過：「我從來沒想過『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
莫說廣大市民不清楚水務署贏得這麼多榮譽，現職的水務署人員也沒有一個知道。水務署贏得的獎項，證明了部門訂定的抱負和信念並非空喊口號，而是得到員工淋漓盡致的實踐。
最能體現南懷瑾對兩岸政治影響力的，就是他曾作為兩岸關係的傳話人，並親筆為兩岸密使起草《和平共濟協商統一建議書》，為兩岸破冰，以至達成「九二共識」打下了基礎。
最近閱讀內地作家徐則臣的小說《王城如海》，還有台灣作家阮慶岳的小說《黃昏的故鄉》。兩本小說，兩地生活的理想與實況，兩種情調。
童年，總有叛逆的時候，而家中的小露台，帶給我一生絢麗的色彩！
80年代開始，馬龍便在《百姓》雜誌畫政治漫畫，闖出名堂；近年和太太方舒眉合作，出版圖文並茂的童書，賣個滿堂紅。他還要繼續針砭時弊，時政漫畫不能不畫，因為初衷不能放下，也放不下。
孫中山起草《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計劃》有多重目的，其一是為了吸引外資，振興中國實業，同時也受了美國威爾遜主義的影響，企圖為人類找到一條消除商業戰爭，從而消除武力戰爭的道路。
龍應台說，《天長地久》提醒年輕一代即使忙碌也不要忘記父母，而《天》跟上一代人想說的卻正好相反：你如果愛孩子，就不要綁住他；愛不能是勒索，「母獸」要有十誡。
有一個年輕的女子問我：「這個年代，在我們的城市，還有武俠嗎？」我一時竟不知道如何作答。
若粵語不是香港人的母語，這即是說香港人的下一代，自嬰兒開始牙牙學語，所學的不再是粵語。這是徹頭徹尾的一種文化自戕，所以才為世所稱奇。
用粵語和現代漢語的差異，來貶低粵語的地位，只是不懂粵語的人的偏見。
經過800年歷史沉澱，東方的中國依然被視為契丹地域，中國人被視為契丹同族，”Kitai”成為中國及中國人的代號，因此我在烏茲別克行走，身份也變成契丹人！
2017年，水務署機電科的 「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榮獲 「隊伍獎（內部支援服務）」的金獎及特别嘉許（創新意念）獎，而「將軍澳海水泵房次氯酸鈉投放系統」則得到 「隊伍獎（內部支援服務）」的優異獎 。
楊天石教授指出，德國人資助孫中山「護法」一事，令人聯想起德國人資助列寧回俄羅斯進行革命活動的相關歷史。
綠萍的例子，反映在職母親要先處理嬰兒哺育問題，再返回工作崗位的難題，未被社會輿論重視。
有一天，母親突然向我說：「現在街上有有很多外江佬，會拐騙小孩子，你要小心，不認識的人不要和他們談話。」當時，這樣的話月中說了三四遍。小孩子不懂事，也不太清楚母親何以這樣說。
西貢赤徑的敎堂是繼西貢黃毛應教堂之後最重要的游擊隊基地，教堂日久失修頹廢，教人唏噓。
《紅樓夢》把18世紀乾隆盛世時的林林總總寫得栩栩如生，鉅細無遺，有如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亦刻劃了儒釋道三種人生態度之間入世和出世的衝突、辯證、和解。
評論可以同時間溝通創作者、作品、觀眾／讀者，互動中它又逕自延展，時而奪目，時而隱約，時而靜默，時而劃破世紀的暗黑。
北京語言學家宋欣橋認為普通話是「現代漢語標準語」，而粵語只是「漢語方言」。由此宋欣橋推論：對於香港學生，普通話教育才是最標準的「母語教育」。結果宋欣橋的推論引起爭議。
現今無論在香港又或是海外大學，所提供的日本研究都是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語言及社會文化。
我第一次觀看糧船灣天后海上出巡是在2004年，之後亦看過多次，認識整個流程。當年沒有太多外來人知道這項節慶活動，但隨着資訊發達，已愈來愈多人專程到來參與。
孫中山指「歐戰實一爭商場之戰爭，爭殖民之戰爭，中國不當參加」，中國民眾亦不應只記得德國侵略山東，而忘記其他國家亦有侵華。楊天石教授認為孫中山對一戰本質的認識至為清醒。
陳慧感慨，從「自由行」開始，她已淪為「異鄉人」。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竟成了異鄉，熟悉的建築物被拆卸，熟悉的語音也聽不到，一切都變得陌生。
粗略估計，水務署員工因鉛水事件引致的額外無償超時工作，超過10,000小時，其中專業人士佔了大部分，他們無資格申請逾時工作津貼，亦從不考慮依例的補假作償。
因被家族除名，瞿汝夔四處漂泊，卻因此在廣州跟耶穌會士相逢結識，更與利瑪竇結為莫逆之交。瞿汝夔的先鋒角色，令他得以在利瑪竇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中留名。
這些曲子所蘊藏的感情十分豐富，可說喜怒哀樂無所不包、剛毅嫵媚兼而有之。
輪船要開了，船上的人都走上甲板和送船親友道別。一條條五彩繽紛的紙彩帶從高高的船頭飄下來，送別的人執着另一端。巨輪緩緩而行，彩帶漸漸被拖長，終於彩帶被扯斷了，在空中隨風輕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