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之演說及簡介中國女哲人，我們其實大都可以同樣廣查資料；聆聽之際感到欣賞，其實也在怪責自己素常忽略了中國的「女諸生」。
政客一定明白，仇恨很可以令人忘了理智分析，然後被政客牽了鼻子走，於是便有了盲目追隨者，而且仇恨令人忘記了各種內鬥和思想差異，只着眼看那被仇恨的對象。
《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啟示》一書探究了博物館展覽與政治運動的關聯，分析了政府如何使用展覽達至政治合法化。
試想阿紫整日聽到蕭峰叫她回到游坦之身邊，自己何止在意中人心目中沒有地位，還像妨礙了他，真箇欲辯無言，欲哭無淚，心中淒苦到極了。
王澤上周四在蘇富比舉辦酒會介紹父親的作品，半場，一位銀絲短髮穿旗袍雍容閒雅的女士抵達，起初大家以為她是蘇富比的貴賓，後來，王澤夫婦向在場朋友介紹她就是陳小姐──陳玲玲！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和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
馬思敬自幼下定決心走職業音樂家這條路，更把音樂融入日常、變成生活的一部分。
從詞語起源來說、從詞義表述來說、從概念引申來說，都應是「驢唇不對馬嘴」較好。日後寫文章，再寫成「牛頭唔搭馬嘴」，真要提防被人取笑你「驢唇不對馬嘴」啊！
湯告魯斯英勇的畫面，電影中一覽無遺。但我們看不到的，是他集結了一群高度專業的人才，靠着想像力、計劃、練習、專注，讓每一個人都把自己的工作做到完美，達成共同的目標。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
新文化可以進入，舊有文化亦可保留，香港提供了既能抗衡又可互動的機遇，百川而來的文人學者不斷「進駐加入」，使香港的文化氣息愈漸濃厚，文化土壤愈見肥沃，有利培育新一代的本土文化人。
饒宗頤教授注意到潮商和海外潮人研究的重要性，強調要有跨國的視野，把潮學研究和潮人的海外拓殖史與中外經濟史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唯有這樣才能夠對潮汕的人文現象有更深入而切實的理解。
每當馬雲碰到困難的時候，他就會想：「我跟別人不一樣，我能把這件事做好。」
「元」義為首，故新年首天稱作元旦。「旦」本義為天亮，引申為清晨、早晨，再引申則把時間延展至一整天。
嘗遍了人間百味，我在塵世奔波勞碌，蔣捷的〈聽雨〉伴隨着我。
從那些帶意識流的故事中，我們彷彿看到一個遊魂在香港一天的出行，那僧人可以是個平常人肉眼看不出的天使或靈魂，帶着《尤利西斯》或至少是《酒徒》式的浪蕩體驗。
隨着香港人反新移民情緒及本土意識的提高，香港人視帶鄉音的廣東話為「不標準」，忘了它原來的多元化與包容性，成為了製造差異的身份政治。
人際溝通困難會造成生活適應不良、情緒不穩，研究發現，會「手語」的特殊生表現較佳。不管手語、口語，能溝通才能對症下藥。
馮睎乾分享，自己對着「祖師奶奶」張愛玲筆記中那些中英夾雜的「鬼畫符」快要崩潰時，竟發現了彷彿冥冥中要寫給自己看的非一般張氏金句：「盡我最大力量，別的就管他娘」。
滅絕師太的人格貫徹始終，已到達了不起人物的境界；周芷若命運帶悲劇色彩，卻閃爍着一種偉大的人格。
今年是波叔梁醒波誕辰110周年，香港電影資料館和UA CineHub 正在合辦《梁醒波 · 伶影之間》專題展覽和《我們的波叔》電影放映。
M.A. Bennett在接受專訪時承認，自己對文學的熱情令她有機會接觸到另一個階層，從而發掘更多人生的可能性。
性，是人類生活的一部份，文學作品反映人生，對性的話題理應沒有禁區。只要對性作具體描寫，公開發表，是否就是誨淫？
胡國雄曾四奪「香港足球先生」，效力精工14年間，為球隊奪得超過40個獎項，並連續七年奪得頂級聯賽冠軍，這個紀錄至今仍未有球隊能夠打破。
讀詩、寫詩是以知詩、知我；以思無邪，與妙思遊，我嚮往這樣的詩、思生活，它讓我感到無比自在。
陳寅恪於嶺南大學任教期間，著述甚勤。他在《嶺南學報》等嶺大刊物上發表了13篇論文，均與開設科目相關。
金庸寫兩個少年人被糾纏在上一代的仇怨，郭靖自小以報仇為已任而苦練武功，又要應18年之約找楊康比武再共報父仇，郭靖和楊康根本沒有質疑的自由。
李敖喜歡被稱為思想家、文豪。他當然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可他幾乎是目前唯一一個可以跟五四那代還能接上線的人，他跟胡適等名家有過交往，也和當時國民黨的將領和後人認識。
大學生活，誰不蹺課？唯獨是張同老師的課，我們總是乖乖地待在位上，恭聆教益，不敢怠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