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粵語和現代漢語的差異，來貶低粵語的地位，只是不懂粵語的人的偏見。
經過800年歷史沉澱，東方的中國依然被視為契丹地域，中國人被視為契丹同族，”Kitai”成為中國及中國人的代號，因此我在烏茲別克行走，身份也變成契丹人！
2017年，水務署機電科的 「浮動太陽能發電系統」榮獲 「隊伍獎（內部支援服務）」的金獎及特别嘉許（創新意念）獎，而「將軍澳海水泵房次氯酸鈉投放系統」則得到 「隊伍獎（內部支援服務）」的優異獎 。
楊天石教授指出，德國人資助孫中山「護法」一事，令人聯想起德國人資助列寧回俄羅斯進行革命活動的相關歷史。
綠萍的例子，反映在職母親要先處理嬰兒哺育問題，再返回工作崗位的難題，未被社會輿論重視。
有一天，母親突然向我說：「現在街上有有很多外江佬，會拐騙小孩子，你要小心，不認識的人不要和他們談話。」當時，這樣的話月中說了三四遍。小孩子不懂事，也不太清楚母親何以這樣說。
西貢赤徑的敎堂是繼西貢黃毛應教堂之後最重要的游擊隊基地，教堂日久失修頹廢，教人唏噓。
《紅樓夢》把18世紀乾隆盛世時的林林總總寫得栩栩如生，鉅細無遺，有如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亦刻劃了儒釋道三種人生態度之間入世和出世的衝突、辯證、和解。
評論可以同時間溝通創作者、作品、觀眾／讀者，互動中它又逕自延展，時而奪目，時而隱約，時而靜默，時而劃破世紀的暗黑。
北京語言學家宋欣橋認為普通話是「現代漢語標準語」，而粵語只是「漢語方言」。由此宋欣橋推論：對於香港學生，普通話教育才是最標準的「母語教育」。結果宋欣橋的推論引起爭議。
現今無論在香港又或是海外大學，所提供的日本研究都是由兩個主要部分組成：語言及社會文化。
我第一次觀看糧船灣天后海上出巡是在2004年，之後亦看過多次，認識整個流程。當年沒有太多外來人知道這項節慶活動，但隨着資訊發達，已愈來愈多人專程到來參與。
孫中山指「歐戰實一爭商場之戰爭，爭殖民之戰爭，中國不當參加」，中國民眾亦不應只記得德國侵略山東，而忘記其他國家亦有侵華。楊天石教授認為孫中山對一戰本質的認識至為清醒。
陳慧感慨，從「自由行」開始，她已淪為「異鄉人」。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竟成了異鄉，熟悉的建築物被拆卸，熟悉的語音也聽不到，一切都變得陌生。
粗略估計，水務署員工因鉛水事件引致的額外無償超時工作，超過10,000小時，其中專業人士佔了大部分，他們無資格申請逾時工作津貼，亦從不考慮依例的補假作償。
因被家族除名，瞿汝夔四處漂泊，卻因此在廣州跟耶穌會士相逢結識，更與利瑪竇結為莫逆之交。瞿汝夔的先鋒角色，令他得以在利瑪竇著作《利瑪竇中國札記》中留名。
這些曲子所蘊藏的感情十分豐富，可說喜怒哀樂無所不包、剛毅嫵媚兼而有之。
輪船要開了，船上的人都走上甲板和送船親友道別。一條條五彩繽紛的紙彩帶從高高的船頭飄下來，送別的人執着另一端。巨輪緩緩而行，彩帶漸漸被拖長，終於彩帶被扯斷了，在空中隨風輕蕩。
法治精神的最高體現，在於從奧林坡斯山降落凡間的瑟彌絲，而不是獲中國老百姓愛戴的開封府尹。
今天媒體生態跟幾十年前完全不同，再過幾十年報紙的面目如何都未可知，但新聞卻是永遠存在的。面對全球資本集中和壟斷的情勢，如何保持言論獨立，良心泰然？我們必須思考，也是紀念張季鸞和《大公報》的意義所在。
回到鄉下屏東，當然鄉村也有鄉村的問題，但龍應台看到台灣鄉村，感受到一種安靜的、穩定的、靜水流深的文明。
機票之外，航空公司旅行袋、首航封、模型飛機、航班表、啟德機場舊照片等每件藏品都有它的歷史價值，反映昔日香港社會民生狀況。
肌肉萎縮症患者李偉霸從小熱愛繪畫，雖然36歲時病情惡化令他頸部以下身體癱瘓，他卻沒有放棄藝術夢，克服了難以想像的艱辛，繼續作畫，畫出個人風格。
曹娥神孝故事，與宋初福建蒲田孝女林默娘，即媽祖／天后娘娘以身殉海覓父屍首的孝行事跡大致相同。
現正進行第三屆評審的呂志和獎，有別於一般國際性獎項，涉獵的範疇甚廣，表揚獲獎者造福人群之傑出成就。三大目標包括：持續發展、人類福祉和倡導積極正面人生觀及提升正能量。
李偉霸用堅強的意志，一次又一次地拚搏，一次又一次地跨越，堅持走藝術創作的道路，絕不輕言放棄。
音樂會曲目包括〈綠袖子〉、〈史卡博羅市集〉等名曲，還有多首來自美國、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康沃爾、加拿大紐芬蘭島和德國的傳統民謠。
前香港立法會主席曾鈺成，也曾以曹娥格開出字謎求射，謎面為：寬掌、彩綢、無財、暗卜。
水務署要處理愈來愈多新範疇和新工程，但一直不增加人手，也不增聘主管，令員工百上加斤。署內專業人員的晉升機會異常地差，前線員工卻可以有不錯的前途。
18世紀中葉以後，古典的組曲沒落，但把短曲連接起來的作曲技巧卻以新的內容冒起，莫扎特、貝多芬和布拉姆斯等都寫過許多舞曲（Dances）和小夜曲（Seren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