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評人認為電影《我不是藥神》是中國電影近年來現實主義批判題材影片的佳作。徐崢和王傳君在電影的表現，值得拿下奧斯卡金像獎！
歐洲教堂一般歷史悠久，收藏很多珍貴文物，其中有很多跟宗教有關的聖物和富翁收藏的文物，由此「化私為公」，對公眾開放，並具備研究、展示、收藏等功能，逐漸形成今日博物館的基本功能。
文學家看似不能創造政治或經濟上的偉大勳業，但他們有的是充實的學術修養、豐富的人生經驗，而最重要是有一種對人生世相的透視力，在逆境之中能夠看破。
我暗暗告訴自己，老矣！我必須儘早把這些師友書信編印出來，如果任其流失、湮滅，則豈止憾惜，直是罪過。
梁啟超和錢穆二人，其治學途徑與研究興趣，都顯示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種開拓與傳承的關係。
錢穆在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
「《13‧67》在2013年完稿，2014年中推出台灣版，接着香港便發生了雨傘運動，國際都關注香港的情況，這本書在法蘭克福書展很自然地受到注目。當一所大型出版社買了版權，其他的出版社也自然關注起來。」
「村上春樹是關西人，如果他18歲沒有來到東京讀早稻田大學，而是一直在關西，或許就不會寫小說。」
我提出得思考「中國性」的問題是怎樣產生出來的？一如「香港性」、「台南性」或「日本性」。在我們當下生活的語境裏，它是否一種必須的身份策略？
楊衢雲百年祭後，事跡漸為人認識，得到熱誠的關注。香港的傳媒也表現出或濃或淡的興趣，但一般市民還未認識這位早年在香港長育，學兼中西的傑出人物。
《黃曆》裏，對日子吉凶的注釋，有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和閉等「十二值位（日）」（又稱「建除十二神」）。
編按：香港一代曆法大師蔡伯勵先生2018年7月26日清晨在養和醫院病逝，享年96歲。
《射鵰英雄傳》面世多年後都沒有人看穿故事真正主人。金庸在新版內再給大家提示，由張十五直接說出一個宋朝奸臣太監名「梁師成」，與蔡京、童貫、王黼、李彥、朱勔被當時人合稱「六賊」。
知音知己之情是一種欣賞、慕悅、關懷之情，是一種願意分享的意願。而這種意願和感情具有非常明顯的雙向性和互通性。
「寺」字一般聯想為佛教廟宇，但「寺」的本義為承持，引申之，即有侍奉、伺候之義。
梁啟超、錢穆二人的學術理念不盡相同。梁啟超旨在啟迪群眾的新民史觀；錢穆在有關學術史的理解中，隱含一種通史觀點，且確信中國學術中某些思想成份，已成為一種人文價值的信仰。
從左宗棠的故事裏，可以看到金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思維方式，讓我們換個角度去思考歷史。
中華書局在書展期間，推出了一本《神聖與禮儀空間：香港基督宗教建築》，作者分享了多年來對教堂的觀察和研究。此書應是第一本以香港教堂為主題的書，介紹的建築物包括有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東正教。
錢穆燕大的學生曾回憶：「他在課堂上講起書來，總是興致勃勃的。他談吐風趣，頗具幽默感，常有輕鬆的妙語、警語，使聽眾不禁失聲大笑。」
藝術創造使我們對「人」的追尋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洞壁上大大小小的顏料手印，令我們可以首次與古人類進行某種心靈上的交流。
「我們⼀起悅讀的⽇⼦」活動旨在探尋歷史故事，提高兒童對閱讀的興趣，在輕鬆的氛圍中了解閱讀、喜愛閱讀、享受閱讀，為孩子們打開「悅」讀的大門。
梁林因「五台山圖」與敦煌文化結緣的故事外，被譽為「敦煌的守護神」的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早已認識梁思成和林徽因。
當天的小思老師，其實患上感冒，但她不願意改期，仍堅持出席。擇善而固執，素來是她的價值取向，認真而用心，亦是她的處事態度，實在值得我們學習。
鄭永年認為年輕人雖然對古典愈來愈不感興趣，但多讀一些像《道德經》般的經典，得着其實很大。
謝纘泰未發表所著《中華民國革命秘史》前，已曾一再在英漢文報紙上，叙述衢雲事迹，並籲請將衢雲遺骸移葬國內。
德．維特之死，正正是從文明回歸野蠻，才智約化為動物之軀，英明驟降為渣滓的沉重表現。
2011年，國際足聯曾頒布禁令，禁止英聯邦球隊作賽時穿上紅花刺繡的球衣悼念陣亡將士，認為此舉可能冒犯德國朋友。中英外交也曾因虞美人和罌粟花同屬一科引起爭議。
儘管死因庭一致裁定李小龍「死於非命」，但外界還是對他的死因議論紛紛，包括懷疑傷患復發、練功過度、濫藥等。
邵琳老師不愧是一位出色的二胡演奏家，其演奏音色細膩，技巧嫻熟，情感動人而別具一格，令人印象最為深刻的是其豐富的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
莎士比亞的作品是無限的歷史寶藏，也可以折射現實。他筆下伊利沙伯時代的羅馬天主教徒叛亂和21世紀的恐怖事件有何分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