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偶然撿到一份董慕節的批命書，當然外界不會知道命主是何許人，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批命書是個甚麼樣子，很多人包括我自己都沒見過批命書。
所謂「道法自然」，並非是指一般人平時生活上的自然，而是指以自然法則作為社會運作原則。這自然法則就是人人平等以及生存權的保障，可以稱為「基本人權」。
論到香港文學的價值在哪裏，她與香港歷史和社會現實構成怎樣弔詭的關係，足證文學的多元價值，香港的本土文學，既可作跨域理解，為香港人說故事，為香港編寫歷史。
《時務報》的重要性，不單只開啟新思想新風氣，更領導其進一步發展，而匯成維新運的熱潮。
水月宮經歷過兩次重修，破壞了原來一些特色，2010年獲古諮會確定為三級歷史建築。
梁啟超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中，實居於一個新時代的啟蒙者的地位，其思想學術的價值在其開闢門徑，及其所予人的啟發和影響。
「不二門中有髮僧，聰明絕頂是無能。此身不上如來座，收拾河山亦要人。」南懷瑾這首詩，也能說明他不止心在普及經典，亦心繫現實社會政治。
中大製作的舞台劇《摯愛》，無論在橋段、情節、框架，實與五十年代的舞台劇《專誠拜訪》雷同。無論怎樣改頭換面，加鹽加醋，對話劇中人、藝評家、資深觀劇者等而言，是不難察覺後者是脫胎於前者的。
無論如何，李振盛拍的照片中存在的某種模棱兩可的內容，迫使我們不斷質疑我們以為我們正看到的東西。
挖人祖墳，不光是盜人財物、辱人先人，還是斷人子孫風水氣脈，所以當王羲之獲知祖墳第二次遭人盜毀，心肝俱摧，寢食難安，激憤之下給朋友寫了一封短札。
結婚生子的事本來天公地道，但罕病接二連三降臨在兒女身上，無法可施，只好全情地愛，致力至成為睏熊。
段正淳能渡己，但不能渡人。自己的快樂，別人卻哀痛，所以他的品格，亦如他的武功一樣，至死亦未及第一流境界。不過，在濁世之中，仍不失為一號人物，而成為濁世佳公子的偶像。
香港青年音樂協會「源弦樂聚薪火傳」45周年誌慶音樂會邀請了二胡名家黃安源父子共演《故鄉之歌》新曲，樂曲將為世界首演；門票今日公開發售，中樂樂迷不容錯過。
香港60、70年代是讀舊書的好時年，大陸台灣的文學禁書盡在香港，許定銘跑勻大小書店搜購，皓首窮經，終於修成正果，成為「書神」。
當年，我曾經困惑手中的洞簫，應該要吹出什麼樣的音色？洞簫音樂應該要有什麼特性？我自己應該走什麼路向？
今天的中國還不是一個智力構建很堅實的現代大國。我們固然想要培養大量能夠創新和創價的人才，但是往往「有心栽花花不發」。
張亮認為，欣賞藝術不一定穿西裝打領帶，正襟危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藝術表演方場地，而大館正為藝術走入民間而努力。
蘇東坡有的是那樣體貼的賢妻，能在未有需要時已為將來有需要時籌謀，「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真是世情的絕配了。
所謂「四法」，是指三代權力繼承，法天法地法質法文，據法而確立帝舜、夏禹、商湯、周文的王權，他們得天授權而為聖人立為王，這便是「王法」，以「王法」為原則，繼承先祖軒轅黃帝之命而立為君。
Balli Kaur Jaswal指出，國際知名印度裔作家的作品，多從男性角度出發，忽視了女性在爭取自由時，面對的不只是東西文化和年齡代溝的障礙，還有男作家不能感同身受的隱形性別歧視。
《時務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一年丙申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報採旬刊形式，逢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冊20餘頁，約3萬字，用連史紙石印，頗清晰美觀，自此成為維新派的正式言論機關。
羅香林認為，研究是一個生命，由內到外，由近至遠，一一分析。香港的名稱由來，乃至石排灣、張保仔、魔鬼山、大埔等等，這些地方的故事和歷史，都由羅香林一一補白。
從小，教科書一直強調，香港開埠以前是一條不知名的小漁村，這大概是我們集體回憶裏完全相同的標準考試答案。然而，若只是小漁村，為何數百年間西方國家一再嘗試攻佔香港不同地域？
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阮大勇經常跟年輕人說：「風格不是創造出來的。刻意創造是創造不成的。」建立自己的風格，需要吸收好的東西，但切勿盲目跟隨他人的路數，否則即使模仿十足，也是別人的東西，沒用的。
我們對於人的抑鬱了解太少了。或許很多大理論都來自抑鬱的思緒：排斥、專橫、種族清洗、悲壯的舉動？
一眾作家寫西西，下筆不見沉重，是與西西作品遙遙呼應了。
「第一部小說《龍頭鳳尾》裏的主要人物是江湖人物，而新書《龍‧續》的主要人物是警察。大家可能有人知道我喜歡寫三部曲，換然之，第一部是黑，第二部是白，那第三部就是黃。」
好人只有一個「好人」的模樣，壞人的壞法便千變萬化。壞人中有大奸大惡，有小奸小惡；有陰險偽善，有自尊自大，霸道張狂；有由正入邪，有由邪入正。
一般粵劇都是生離死別，很多哭哭啼啼的場面。鄭國江寫大戲時，堅持一個重要的理念：希望自己寫的劇本，令大家看得開心。看完之後，帶着愉快的心情離開劇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