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底蘊之建立絕非一朝一夕，需要正確的態度，亦需要時間的浸淫，但前提必須要先了解自身的境況，認清「花果飄零」的慘淡現實，有此自知之明，才能夠補己不足，踏步向前。
許多文化人都曾在香港創辦文藝雜誌，但現存的已不多；現在居然還有人戮力創辦新雜誌，包括三聯的《讀書雜誌》。一群資深出版人與作家對此有什麼看法？他們又如何看待香港的出版業與市場環境？
10年匆匆過去，我還在過着難以調控的忙碌生活，未能忘卻營營。不知脫離了肉身束縛的黃兆傑教授這10年過得怎樣呢？
看完整篇故事，總想不通金庸幾十年後開筆寫文藝小說寫一個「生得醜，毫不可愛」的小丫頭，而寫得這麼傳神和用心。真是高深莫測之至。
台灣作家柏楊《醜陋的中國人》一書，1986年在中國大陸出版後旋即掀起「柏楊熱」，後此書被禁，直至2004年才可再次出版。遺孀張香華近日斷然拒絕摘文選入台灣教科書，並向兩岸出版商聲明將永遠停止發行此書。
江迅1994年移居香港，加入《亞洲週刊》擔任資深特派員，以他在內地文化及新聞界的深厚資歷，很快就嶄露頭角，闖出名堂，很多獨家報道挖出鮮為人知的內幕消息。
吳老說過：「經常和年輕人在一起，自己也會變得年輕快樂。」而我身為年紀最輕的「黨員」，竟有幸親炙各位老師比我更年輕的心境，這段意想不到的因緣，就是我日後的一帖長生不老之藥。
倪匡是香港著名作家，據說在香港能搖筆桿寫稿賺大錢的只有金庸和倪匡，不知是否事實，但筆者相信極了。
新冠疫情持續快兩年，各行各業受影響，舊書買賣也無可避免陷入困境，然而天無絕人之路，舊書巿場最近走出一條生路，城中幾位書商各自開設了網上拍賣群組，引致本地愛書人深夜難眠，也出現不少啼笑皆非的現象。
這個故事架構與《福爾摩斯探案》有相似之處，但莫理斯聰明之處，是加入大量真實可考的地名、人物、歷史事件及掌故，可見莫理斯查閱資料之勤，不只是跟着福爾摩斯的「化身熱潮」說故事也！
曾幾何時，香港的「小報」數量多如繁星，它們之中有些閃爍生輝，有些稍縱即逝，沒有留下痕跡。其實，小報在香港報業史上佔很重要地位，可惜至今缺乏有關香港小報的學術研究，遑論要寫一部香港小報史。
聞名華人世界的武俠大師金庸辭世轉眼3年，香港除了設立一個金庸館外，並無其他紀念活動，實在寒酸，也太對不起金庸對社會的貢獻，本人謹此倡議香港政府設立「金庸文學獎」。
芝泉老人後來戮力以赴三造共和，竟不能與後世共推移。康有為詩云︰「但見花開落，不聞人是非。」芝泉老人晚年落居帳棚中，於外間是非早已還諸天地，留下詩文名為《正道居集》不過明志而已。
芝泉老人已是一介平民，為袁家園林遭人踐踏沒收，親筆致蔣介石函，希望能保護袁世凱遺產。他在手札中說「保障人權即整飾綱紀之要務，綱紀實而國家未有不治者」，他的寬厚與用心是兼而有之的。
雖然拙著未有被批評為「不知所云，離題萬里」，但筆者反覆思量，不如再寫一章，臚列出《射鵰英雄傳》中多不勝數，並以兩大啞謎──「調轉」和「合而為一」構成的情節和武功招式。
我一直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毋須太認真看待。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語而是常識：不管是諾貝爾還是布克獎，文學獎不是奧林匹克運動會一類優勝劣敗的競技場。
本港著名作家、資深傳媒人、《亞洲週刊》副總編輯江迅13日（周三）離世，享年74歲。
石依琳（Lam）認為「人生，不是想過而是走過的路，不關乎是否崎嶇。」
唐人宜更賞唐詩，色麗音和造語奇；欲學中文佳礎在，古今賢母教兒時。
各詩所附之原韻及譯文實為《原韻譯唐詩新賞》最大特色，此亦可見作者陳耀南教授對聲韻之掌握。每首標示韻部，為別家所無。
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由以「難民」主題貫穿作品、來自英國的坦桑尼亞小說家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獲得。
胡曉明的父親、人稱「電梯大王」的胡法光博士，今年97歲，是菱電創辦人兼名譽主席，是活躍本港政商界數十年的傳奇人物。《胡法光傳奇一生》記錄了胡法光的家學淵源、英國實習的經歷、留港發展的歷程。
他喜歡誰，就說出來，成為了詩的泉源，他把粗言俗語也入詩，他不是要做詩聖詩仙，他要的，就是每天喝茶下棋、賽馬寫詩「過日晨」，就已經心滿意足。
在魏徵面前，一邊是掌握生殺大權的君王，一邊是危機四伏的國運，他始終堅持嚴正的立場，絕無寬貸討好之意。
與余英時教授首次見面，是1980年代初的事，地點在台北市聯合報大樓。當時，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1913－1996）董事長請他吃午飯，邀我參加……
古文需要反覆閱讀，不可能一遍就讀懂了，更做不到完全領會。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提高文學閱讀的能力和修養，都是一輩子的事情，不可能立竿見影，當即生效。我的願望是編撰一冊古文讀本，讓它陪伴着年輕朋友成長。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第一天讀唐詩，老師已說過這句鼓勵說話，可惜到現在我還是詩的門外漢。政壇元老黃宏發厲害得多，他退休後不斷吟詩，已成唐詩專家，還把100多首唐詩翻譯成英文。
隨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寫作意識的重視和發表渠道的暢通，這類學林敘事相信還會有更蓬勃的發展，這當是指日可待的。陳煒舜教授近年來積極投入當代學林人物的追憶與記述，為當代學術界留下第一手的文獻史料。
1922年新學制頒布後，除了印行語體文教科書外，內容也兒童文學化起來。文體兼採童話、小說、詩歌等，着重兒童的閱讀興趣。
書寫的年代已逐漸遠去。文人的信劄、手跡已成為歷史陳跡。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潘耀明做過現代中國作家研究，編過文學書和文化雜誌，與文化人接觸和交往特別多，也收集了一些文人墨寶、手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