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起的現代大國是美國，在歐亞大陸之外。除了十九世紀末從西班牙手中接管了菲律賓之外，沒有在「東方」參與過殖民地的爭奪。
正所謂「兵不厭詐」，我們不難為信玄瞞着所有人找到可行的理由，例如有戰略的考慮等等，但這裏我們可以換個角度想想：其實信玄並不想立即與信長為敵。
西方朋友對中華文化的欣賞，有時候反比我們更懂更深入，不禁讓人汗顏，是時候多花時間發掘自己的寶庫了。
早年東華的籌款方式主要是總理捐獻和沿門勸捐，後來籌款活動五花八門。為配合東華三院邁向150年的大日子，東華三院即日起至明年3月底展開「籌募文物」徵集計劃，邀請市民捐贈與東華三院籌募活動有關的文物珍藏。
自從有了現代科學技術以後，我們所謂的現代大國的影響力，就不再是算術級數的增加，而是幾何級數的增加。
假設沒有新界，港九只是個彈丸之地，天然資源有限，發展空間受制，很難獨立生存。
家族史是近年新興的研究範疇，梁啟超家族人物眾多，各具特色，有的還可獨立出來成為進一步探討的對象。
丁新豹：「很多人以為特區政府沒有重視保育舊建築，其實拆卸舊建築最多是上世紀80、90年代。」
香港真是歷史處處，很多地方都頗值得遊覽。西貢與大嶼山東涌有很多宋代的歷史足跡。
惠特之演說及簡介中國女哲人，我們其實大都可以同樣廣查資料；聆聽之際感到欣賞，其實也在怪責自己素常忽略了中國的「女諸生」。
《策展革命：毛澤東時代的政治啟示》一書探究了博物館展覽與政治運動的關聯，分析了政府如何使用展覽達至政治合法化。
文革結束，中國大陸在經受巨大的人為災難之後，得到教訓與警示：前30年的根本政策必須改弦易轍，以求國泰民安、繁榮富強。
文革的亂象背後，有堅實的社會凝聚力和國家控制力。前者來自領袖人物的絕對權威及其群眾盲目崇拜，後者基於對軍隊的控制和專政，即不必用法律作為依據的鎮壓手段。
文革是整個民族慘痛而沉重的教訓，不應當看成僅僅是某領導人的錯誤。很可惜，今天的年輕人大多將文革看成一場「走資派」和「造反派」之間的鬥爭，甚至以為是一場民眾狂歡或者百姓動亂。
《今天》的誕生，是地下文壇載着一群少年的夢想，頂着泥土拼命地向上生長，讓朦朧詩歌終見光芒。
本屬遊戲文章的「食經」大受歡迎，六個月後文章結集印行單行本發售，一紙風行，為香港美食評論奠下基石，「特級校對」之名不脛而走。
歷史要從多角度比較印證，港鐵沙中線土瓜灣站近年的考古發現，進一步證實宋代在香港的足跡。
歐洲教堂一般歷史悠久，收藏很多珍貴文物，其中有很多跟宗教有關的聖物和富翁收藏的文物，由此「化私為公」，對公眾開放，並具備研究、展示、收藏等功能，逐漸形成今日博物館的基本功能。
我暗暗告訴自己，老矣！我必須儘早把這些師友書信編印出來，如果任其流失、湮滅，則豈止憾惜，直是罪過。
梁啟超和錢穆二人，其治學途徑與研究興趣，都顯示了近代中國學術史上一種開拓與傳承的關係。
錢穆在20世紀中國史學家之中是最具有中國情懷的一位，他對中國的光輝的過去懷有極大的敬意，同時也對中國的光輝的未來抱有極大的信心。
楊衢雲百年祭後，事跡漸為人認識，得到熱誠的關注。香港的傳媒也表現出或濃或淡的興趣，但一般市民還未認識這位早年在香港長育，學兼中西的傑出人物。
《黃曆》裏，對日子吉凶的注釋，有建、除、滿、平、定、執、破、危、成、收、開和閉等「十二值位（日）」（又稱「建除十二神」）。
《射鵰英雄傳》面世多年後都沒有人看穿故事真正主人。金庸在新版內再給大家提示，由張十五直接說出一個宋朝奸臣太監名「梁師成」，與蔡京、童貫、王黼、李彥、朱勔被當時人合稱「六賊」。
知音知己之情是一種欣賞、慕悅、關懷之情，是一種願意分享的意願。而這種意願和感情具有非常明顯的雙向性和互通性。
從左宗棠的故事裏，可以看到金融不只是一堆金融工具，而是提供一套分析框架、思維方式，讓我們換個角度去思考歷史。
中華書局在書展期間，推出了一本《神聖與禮儀空間：香港基督宗教建築》，作者分享了多年來對教堂的觀察和研究。此書應是第一本以香港教堂為主題的書，介紹的建築物包括有羅馬天主教、基督新教和東正教。
錢穆燕大的學生曾回憶：「他在課堂上講起書來，總是興致勃勃的。他談吐風趣，頗具幽默感，常有輕鬆的妙語、警語，使聽眾不禁失聲大笑。」
藝術創造使我們對「人」的追尋提升到一個新的境界，洞壁上大大小小的顏料手印，令我們可以首次與古人類進行某種心靈上的交流。
梁林因「五台山圖」與敦煌文化結緣的故事外，被譽為「敦煌的守護神」的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常書鴻早已認識梁思成和林徽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