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期間，日本由1938年起，在重慶進行長達6年半的戰略轟炸，瓦解中國軍民的士氣。抗戰勝利後，為紀念大轟炸罹難同胞，重慶市自1998年以來，每年的6月5日，定為重慶大轟炸紀念日。
一帶一路諸國同中國跨文化交流軼事、野史都多，有識之士似宜多加發掘、尋訪，以充實、流傳中國好故事。
水費在1994年2月加價後，一直維持不變，快有四分一個世紀不加價。近年所有政府部門都陸續增加人手，但到2017/18年度末，水務署員工編制仍比十年前低。
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鎮除了是筆者的故鄉，更是民族英雄鄭成功的故鄉。筆者回鄉祭祖，在城鎮四處感受到民眾懷念鄭成功的氛圍。
事隔30多年，本來已沒有多少人記得麥樂倫這宗案件，但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最近出版了Nigel Collett的新書，案件熱議再度在洋人圈子掀起，可說是「陰魂不散」。
民主可以治國，科學可以強國。沒有經濟，如何富國？沒有教育，如何興國？
貞觀二年春，玄奘在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的官員陪同下，離開素葉水城，輾轉到達颯秣建。但玄奘反而迂迴地多走2,000餘里，進入Fergana盤地繞了一個大圈，原因耐人尋味。
在經歷過不少的複雜的人情世故之後，提煉出來的是處世智慧是認命：你最「叻」了，我最蠢了，有什麼好爭呢？
30年來多次到新疆，只因為對新疆有一種痴迷。逐漸認識新疆，見證許多變化。
玄奘離開高昌國，沿着西域諸國越過帕米爾高原，在異常險惡困苦的條件下，終於到達天竺。
弘一法師在63歲臨圓寂之前，寫下令人感懷的「悲欣交集」四個字。這幾個字可以看出他對死亡離世的態度。
中國學者若要認真地進行對絲綢之路國家的探索，就應該從一帶一路的具體建設中獲取啟發與資料，開闢新課題和做出新論述。
聖母神學院默默地守在大嶼山東岸近60年，一直鮮為人知。院內的隱修生活及中世紀傳統，都是香港罕見。
持東方主義態度的人，被認為是抱着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帝國主義態度來理解東方世界，又或對東方文化及人文的舊式及帶有偏見的理解。
在毛澤東看來，若是缺少了中國文革那樣的革命運動，即便俄國有了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也是保不住的，廢於半途，一整套正宗社會主義制度都變色變質、徹底潰爛。
《聖經》記載，逾越節將到，當耶穌騎着驢駒抵達耶路撒冷城時，許多人把衣服脫下鋪在路上，有些人把田間的棕樹枝砍下拿在手中搖動，歡迎耶穌一行人進城。
水務署大量的署內署外活動，消除了分部、職系和級別的隔膜，活動中的合作則加強了公事上的合作。
黃淑琪的《可以居》，給西貢白沙澳注回活力，是本地一個上佳的藝術嘗試，拓闊了創作的領域，於媒體交結中想像生活的多樣可能，並展示了新穎的藝術可居的方式。
漆俠先生學術道路深受20世紀中國實證史學和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影響，是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漆俠先生治史領域寬廣，側重中國農民戰爭史、中國古代經濟史和宋史，在這些領域均取得很高成就。
一些來自東南亞和南太平洋島國的學生，最關切的問題不在於中國文革的國內層面，而是它對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和更大範圍內國際政治的影響。
員工若對崗位或工作環境不滿，難有出色表現。2000年代中期，水務署訂立了詳盡的監工輪轉調職機制，在運作效率和擴闊員工經驗取得平衡，工會發出會員通告，大讚署方安排，這種情況在政府部門相信甚為罕有。
早於1960年，位於荷李活道的《華僑日報》報館，曾被多齣電影借用作外景場地，包括《蘇絲黄的世界》、《胭脂扣》等。現今原址已拆卸重建，令人感觸。
蘇軾一則「未嘗輕以示人」，寫給友人也要千叮萬囑，期望「深藏不出」。很顯然他是怕由此而惹禍的。
中國目前具有強勁的經濟動力，豐沛的金融資源和雄厚的科技實力。這些優勢對新絲綢之路的建設，都十分重要。
蒙古帝國衰落後，歐亞大陸上陸權至上時代告一段落，海權逐漸取代了陸權，成為歐洲國家日後稱霸世界的基本條件。
梁偉傑老師認為中學生讀歷史書的心態是被課程框架牽引着，只講求簡單易讀和為了考公開試，沒有真正享受研讀歷史的樂趣。
今年正值蘇曼殊逝世百年紀念，他生於中國動盪的年代，給我們留下傳奇的生命痕跡。
北京方面事前收到情報，知道有人會對中國代表團搞破壞，已循外交途徑通知港英政府留意飛機在香港停留加油時的安全，但仍百密一疏。
譚家齊博士認為面對互聯網和大數據等新環境，再加上人工智能對未來教學的介入。新生代的史學家不能繼續抱殘守缺，必須要學習傳統史學以外的數理應用知識。
尖沙咀海員之家會所已有50年歷史，設施陳舊老化，遠低於現代化標準。地產發展商規劃建一幢樓高33層高的綜合性酒店及會所，設施功能將根據社會進步，環境之下新需求，或會有適當調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