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民族或者說一個國家，現代轉向的徹底成功首先是現代意識成為其成員的共同意識，就是以現代意識代替傳統意識。
馬鞍山上的宗教建築見證了礦工在這偏遠角落的艱苦生活，同時亦反映教會為大量湧港難民提供救濟的一頁歷史。當年礦工甚少與外界接觸，山上的教堂和學校便成為了他們的主要活動場所。
費明儀女士曾敦囑：「早期歷史零碎，不斷有前輩離世，要把握時間拯救這段歷史。」周光蓁教授身負重任，邀請十位跨越兩代、分別代表不同音樂文化的香港音樂人，通過他們的經歷，說出往日那些史冊不能盡錄的時光。
今天的糖街雖然不太長，但其方圓一帶曾先後出現鑄幣廠、糖廠和冰廠等地標建築。
蘇雪林認為上古文化如希臘、印度、希伯來、天方，都不是閉門造車創做出來的，其來有自，應予重視。
《三字經》有謂：「昔仲尼，師項橐。」——說的是，孔子以七歲小孩項橐為師之軼事。孔子也曾向東周守藏史老子請益。
大圍村有10多姓村民聚居，當中韋氏人口最多。大圍村只有一間韋氏宗祠，其他氏族每當舉行傳統節慶如新春點燈，便在侯王宮進行。
商人尊神尚鬼，每事必卜，遂造就了中國最早的文字及歷史記錄──甲骨文，中華文明從此脫離神話、傳說的蒙昧階段，進入信史時代。
衛聚賢的論述何以不能得到主流學者的推崇及鑑賞呢？筆者認為原因是他的見論走得太遠，太前衛。
早在19世紀下半葉，天主教傳教士已到西區設立傳教基地，最先興建的是西環養正院，其後，多間教堂和學校相繼設立。位於西環的聖安多尼堂每年更舉行「耶穌出巡愛西環」活動，為少有的宗教巡遊活動。
由於過去的史實不能無縫的與當下的時局配合，執政者就會把歷史事件改編成歷史故事以配合政治需要，久而久之，歷史故事成了群眾的「記憶」。
衛聚賢性格倔強，一生多是窮困時刻，飽受磨難，但他研究學習毅力秉性驚人。他有真才實學，對別人評價絕不上心，受人嘲貶不以為然。
北方士族能同化胡族，南方士族「宏擴斯文」，今日要復興中國文化，非從兩漢儒學開始不可。
一般我們說去林村都是到許願樹一帶，原來林村於南宋時期已開始有人定居，現時有26條鄉村，雖然地名以林姓為名，但村民並非以林姓為最多。
在香港，師生們可以不黨、不私、不賣、不買、不盲，認真研習本國的歷史，相對於台灣與內地要背負沉重的政黨包袱，香港蕞爾小島要承受的壓力是輕省得多。
日本的武道裏，不以習得武藝為最終目的，而是通過反覆的練習，鍛煉肉體與精神，來探索人類的生命意義與價值。
今年8月，「全真道堂科儀音樂」和「正一道教儀式傳統」列入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中，前者在2014年更已被納入第四批國家級非遺代表性項目名錄。
張騫出使西域的經濟和文化意義在於把絲綢帶到了烏孫和其他中亞地區，正式開通絲綢之路。絲綢從中國東部的產地要經過多次轉手貿易才能夠到達地中海東岸——全球化供應鏈和附加產值的概念兩千年前就已經得到實踐了！
袁世凱做了83天皇帝，鬱鬱而終。賺得全國聲討唾罵，親友故舊背棄，做了千古罪人。
沙田車公廟廣為外界所知，則始自1910年九廣鐵路通車之後。九廣鐵路設有沙田站，距離車公廟不遠，1935年又在車公廟附近增設臨時車站，令該廟成為旅遊勝地，香火日增。
少年毛澤東中途輟學，到田裏勞動，但他勤力學習，晚上會偷偷閱讀。有一本書，毛澤東閱讀後，改寫了他的人生。
袁世凱能成為獨當一面的練兵大員，其實也費盡心機，四處奔走，並非理所當然的天降大任，
楊天石教授研究蔣介石30多年，為求真確史實，在內地遇到一些風波。有人質疑個人日記作為史實的可信性，甚至有人不滿楊教授對蔣介石的正面評價，寫信給國家主席，要對他治罪。
1884年（甲申年），朝鮮發生內亂，袁世凱帶兵殺入漢城，將引起動亂的親日派大院君誘捕押回天津，平息內亂。然而，列強對朝鮮各有所圖，清廷對外則以和為貴，袁氏以一人之力在朝鮮維護大清宗主國地位，景況可知。
救傷隊不單止在太平盛世提供急救服務，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進入戰爭時期，隊員仍堅守崗位。
楊天石教授五本關於蔣介石的著作，歷史理據都以蔣介石的日記為主。楊教授指日記幫助我們了解其主人最隱密的事件，這些事件在歷史檔案、報紙、報告、文件等都找不到。
文武廟是香港殖民地時期，其中一座最早興建的中式廟宇，位處上環鬧市，與繁囂的商業區，形成強烈的對比。
達到「天人合一」，不只是中國人的專利，而是世界共同之目標。
興中會諸君子﹐皆一時人傑﹐以其才略膽色氣概﹐及與當日社會權貴巨賈交往之深。
2017年10月31日是蔣介石130歲誕辰。近代中國歷史上，蔣介石是一位富爭議性的人物。有人認為他是千古完人，有人認為他是人民公敵，不知第一位看蔣介石日記的楊天石教授，對他有甚麼評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