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初，我有幸參加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組織的赴瑞士日內瓦和蘇黎世的研學團，針對全球治理、金融服務和科技創新三個方向到不同的機構進行交流。
從北京抵達瑞士，有種熟悉的感覺。狹窄的街道，路上急促的步伐（蘇黎世尤其明顯），馬路上的電車，很有自己的想法和獨特態度的餐廳侍應，多少令人聯想起香港，不過，細看之後發現當地人的生活節奏還是比港人慢。
文化多元的國度
瑞士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以其穩定的政治環境而令人嚮往。然而，面積之小並不意味着文化上的統一。生活層面上，從步速看，日內瓦的人走路可能比北京快，但到了蘇黎世便有置身於上班時間的香港站的感覺。語言文化的差異也非常明顯，日內瓦通語是法語，蘇黎世通語是德語。
不過，不同語言對這次交流沒有大影響，畢竟歐洲人似乎都掌握幾種語言。我在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 Zurich）認識的一個同學就精通德語、法語、英語和廣東話。似乎唯一貫穿日內瓦、蘇黎世兩座城市的是食物──到處都能見到Kebab（一種土耳其的烤肉）。
因為國家的構成方式，瑞士並不像中國一樣有官方語言和統一文字。自然地，瑞士不同區域之間也會有地域分野──日內瓦的人知道我們會去蘇黎世；從蘇黎世回來都會開幾句關於瑞士德語的玩笑──就像關於上海人或者北京人互相說一些地域玩笑一樣。
學生的共同經驗
這裏看着生活節奏休閒，和中國的「卷」形成了鮮明對比，然而把瑞士的制度簡單地理解成某種令人嚮往的烏托邦，顯然是過於片面的。我承認某些關於成就和競爭的觀念，或許已經植根於我成長後的思維之中，但事實就是想要獲得某些資源──例如ETH Zurich的學歷──你還是要通過嚴酷的篩選。
在瑞士，學生不需要為了DSE參加各種補習班，但這只是因為篩選的時刻被提前到了小學和中學期間的分流，同時也被延後到了大學期間潛在的被退學的風險之中。為了維持平等的風氣，在瑞士做學徒的生活或許並不比搞金融差，但總體社會結構是一樣的──資源往往只傾斜最頂端的群體。
或許是因為這種對自身專業能力嚴格的把關，走在瑞士的街上感覺這裏的人似乎確實沒有那種被手機荼毒到brain rot的感覺。最讓我震驚的莫過於問ETH Zurich的同學有沒有Instagram帳號時，對方答沒有。按照他的説法，他的日常生活大概是在圖書館裏學習。
當然，他可能是個別例子，但我想說的並不是「哇，這裏的學生不用手機」，而是，無論身處在什麼國家，只要是這種最頂尖的學府，學生的體驗大概都是相似的，同樣是上課，課餘時間就是做功課、做project，為考試做準備。關關難過關關過，是學生的共同經驗。
權利與科技交流
除了這些文化上的體感，我們還進行了深入的座談交流和問題調研。我們在國際勞工組織（ILO）、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和日內瓦環境網路就國際組織在處理勞工權利、發展中國家引入科技和貿易、全球環境議題合作進行交流；在瑞士百達（Pictet）和康瑪素（Cone Marshall）學習私人銀行和信託基金的運作方式；在ETH Zurich了解他們的科研成果商業化模式；在日內瓦大學與教授們討論科技、文化、經濟和環境的議題。
可能是我對政治理論的興趣使然，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自然是和國際組織代表、文科教授的交流。交流涉獵的議題很多，但討論的核心也圍繞權利與科技。無論是工人最少的休息時間、安全的工作環境、適當的保障，這些都可以歸納為工人的權利。更寬泛地說，ILO為政府、勞工和僱主提供一個磋商的平台，它本身就是尊重三方就勞工議題發表意見的權利的體現。
自然的權利
另外，我覺得最有趣的還是在日內瓦環境網路聽到關於「自然的權利」（the rights of nature）的說法。我去的時候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開會的時間多少有重合，環境網路其中一個職能是整理跟環境議題相關活動的資訊，提到人權理事會關於「自然的權利」的會議。我當時多少有點困惑──權利難道不需要一個道德主體嗎？即使暫時拋開理論，直覺上，權利並不適用於一切──我們似乎不會說大腸桿菌或者太陽有什麼權利。
誠然，環境作為一個系統也有某種行動和反應的能力，但這個說法還是有泛化權利概念之嫌。在對方解釋後，所謂「權利」指的是某種「尊重」和「克制」；環境不是一種資產，而是某種獨立的個體。這個議程由一些拉丁美洲國家提出，並且已經被納入那邊的部分國家憲法當中。雖然對自然的尊敬在某種意義上，早已進入我對世界的理解之中，但以權利作為包裝的形式還真是第一次。
發展的權利
除了自然的權利，或許更為人熟悉的是發展的權利。發展需要科技，但發展中國家往往缺乏的不僅是技術，還有制度框架和法律監管等國家治理的能力。因此，保證國家發展的時候不能只是一股腦地把人工智能、雲端服務之類的公司和技術引進，同時需要確保國家能力能跟上。
UNCTAD的角色正通過政策建議促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從他們的角度出發發表關於全球貿易的報告。雖然是官方機構，但有趣的是原來存在一些非官方的，或許沒有強制力的會議平台，令一些國家可以提出比較初步，或許接受程度較低的議題。在這些場合中暢所欲言，待時機成熟，就能醞釀成正式的議程，搬到大舞台上討論。
因為UNCTAD的性質，我一開始以為他們多少會採取一種對技術保持懷疑的態度。畢竟Big Tech的實力實在不容小覷──以AI為例，大公司就是有計算的資源，小國甚至連資料都沒有，在所謂「技術封建主義」之下，如果這些國家貿然引入這些公司，後果可能是往後一直「交租」。
我想，既然UNCTAD要從發展中國家的角度看這些問題，那自然應該拒絕這些資本。還是我太偏激了。負責經濟事務的專家提到他們所有建議都要以實證研究為基礎，並且呈現所有技術的優勢和劣勢，也就是採取某種「技術中立」的態度。我承認單純的理論批判或許不適合作為政策的指引。
科技是中立的嗎？
但是，科技本身真的是中立的嗎？這大概是在日內瓦大學交流的核心議題。我們聊到了各種話題：科技和文化的相互影響，AI取代決策的潛在道德問題，技術到底使得世界變得同質化還是差異化，發展本身是不是不可持續的……這個問題並沒有標準的答案。姑且假設技術單純是一個工具，我想我們能做和迫切需要做的，是直面我們跟這個工具之間的關係，並思考我們作為有道德能力的人，要怎樣使用工具，要使用什麼樣的工具。
其中一個要解決的現實問題是平台經濟。在ILO，當被問到對工作有什麼期待時，我們談到尊嚴、收入、安全等。當時的代表提到尊嚴近年逐漸在優先程度上超越了收入，但現時工作真的能滿足我們的期待嗎？隨着各種買賣平台的出現，新的就業形式產出了外賣員、網約車司機、各種的零工散工。這些從業者到底是自僱、受聘於平台還是受僱於訂單另一端的顧客？這些服務提供者的福利由誰負責？平台的抽成怎樣才算合理？這不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沒有保障，沒有組織，當問題出現時也許會形成一股憤怒，鬆散卻龐雜的勢力。當底層人群覺得被社會拋棄，被精英欺壓，整個社會也難免會轉向。
國際組織的局限
在所謂的「逆全球化」年代，像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首當其衝面臨着各種批評、減少經費的問題甚至是某些國家退出的威脅，反對所謂「全球精英」（globalist elites）的聲音也隨着民粹主義的興起而進入主流話語中。此時，國際組織似乎自然而然地成為了各方討伐的對象：聯合國沒有用，安理會導致各種戰爭，各種可持續發展目標都不過是空談。
每一個機構都必然有其自身的問題。這類國際組織作為某種官僚機構也自然會有一般政府內部會出現的問題。但是，當我們責怪這些組織的時候，我們往往忽略了他們所遇到的限制和他們在現實中扮演的角色。國際組織不是國際政府──我相信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全球統一在一個主權機構之下是不可能的。
國際組織也不可能拿着槍，到某個國家面前以武力威脅。本質上，國際組織的職責是提供溝通的平台、交流的機會、提出議題和制定議程的空間。還是以ILO為例，關於勞工基本權益的規定並不是強制性的，而是需要成員國自己採納生效的。
能在國際組織深耕的，多少都有點理想和情懷。在最後，我想寫一下當時ILO跟我們交流的負責人。她在法國讀國際法，後來進入ILO工作。她分享了自己以前面對某些壓迫女性的政權的經驗，例如通過頭巾的顏色進行抗議，或者要求代表團必須有女性聲音才會組織會議。聽上去多少有點瘋狂──面對這般權利時我想我大概不敢表現出不滿──但正是這種令人佩服的勇敢和堅持為大眾爭取可享有的權利。
生活和工作有各種的動機，但我想，對「更好的明天」的憧憬是一切的核心──錢、家庭都不過是表現。參加過的座談會講過什麼，沿途見過的風景，參訪之間吃過什麼遲早都會從記憶中褪去。但是，在旅途上見到的人──機構的代表、外國和伴行的同學、來自法國的司機、Kebab店的老闆、社企的主廚、為逃離戰火而同為德語初學者的侍應、火車餐車上的工作人員──都證明即使當下看着爛透了，世界還是有變好的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