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經濟思想歷來以農為本、以天為依。農業作為數千年立國之根本，不僅是物質生產的基石，更是中國統治階級形成與合法性的基礎。為了農業，必須灌溉；因此治理黃河成為中原古國必要的集體努力，大一統中國的建立由此而生。
炎帝與黃帝的戰爭，實則是農業與原始手工技術的融合之戰。炎帝雖敗，卻未被消滅，而是與黃帝共同成為中國祖先。龍，作為部落團結的象徵，正是這種融合的圖騰──蛇身融合魚的鱗片，融合鳥的飛翔之翼，融合鹿的角，成為生命共同體的具象。正如中國哲學思想家李澤厚所言，中國就是一個部落融合的象徵與生命共同體。
在經濟層面，這一邏輯同樣成立。一條黃河維繫着千萬人世世代代的命脈，大禹治水正是這一條猛龍治水，造就中國文明歷史中的一項大工程，正是這一條會氾濫的河，促成了歷史中國大一統的局面。以農為生、重土安遷的生命狀態下，經濟生活靠天吃飯，形成了哲學思想中的「以天為道」。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這正是對農業生活中天的讚歎。皇帝英明，則天時俱誦，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皇帝逆天行道，則災難頻起，老天降災于君王。其實反過來看，皇帝治不了天氣災變，造成饑荒、民怨，因此政權的正當性受到波及，百姓揭竿而起，成立新的政權。但是新的政權仍必須面對農民生存的問題，因此戰亂之後，重新劃分土地，讓人們得以安居樂業。
安居樂業乃百姓人民幸福追求
中國古代政權對農業採取個人與群體均富的政策。從周朝井田制開始，每人四分田，一分歸公；到了漢代則是以賦稅、勞役為主，讓百姓共同承擔朝廷之所需──包括軍隊與維持大一統所需要的行政官員。只要百姓安居樂業，「天高皇帝遠」，朝廷以不滋擾百姓為上。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正是此意：天地、聖人、君主不以一己之見為見，而是以百姓為念，以百姓之自主為自主，這是聖君。
在承平時期，老百姓安居樂業，如陶淵明所述：「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義，欲辯已忘言。」這其實是農家生活的愜意，是中國社會理想經濟生活中幸福的藍圖。人民沒有過多的欲望，沒有過多的消費，沒有太多的經濟需求。有志者求考進士，為政府服務，進仕之道非常清楚──就是閱讀、考試。私塾就是家，家是一切的根本與源頭。工作在此，讀書在此，日常生活在此，安身立命在此。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是以家為核心。整個朝廷亦是家，君臣如父子，臣臣如弟兄，忠與孝是其中的價值系統與人倫互動的要義。
近代學者探討：為何中國在歷史進程中沒有發展出資本主義，因為中國始終不是一個鼓勵自私自利、鼓勵個體欲望擴張的文明體系。任何有益於從事公眾事務的人，都被期許必須以天下為己任，而不是以自立為己任。雖然朝廷鬥爭頻傳，每個朝代因朝廷鬥爭而死亡的人數不勝枚舉，但是圍觀之人仍以「民為主，君為客」為準則，其性格也符合道德規範。
古代中國文化的特色，正如中國當代思想家、哲學學者金觀濤所描述的那樣：中國的歷代王朝在建國初期，會平均土地，讓人人享有地權、享有生計。只是農業經濟生產靠天吃飯，在收成不好之際，農民向富有者借貸，逐漸失去自己的田地，成為佃農。土地兼併在每一個王朝的後期更為嚴重。
另一方面，農民一旦農收出現問題，如家中有病人、孩子上京趕考等種種需求，就會打破農家自給自足的生活形態。借貸利息等因素，使得土地兼併成為常態。佃農制度永久化了部分農民的貧窮，加深了貧富差距。一旦天氣驟變，佃農還不起債務、失業農民就會揭竿而起，造成政權的巨變。秦朝末年陳勝、吳廣的起義，就是窮苦農民對體制的對抗。整個中國的歷史，就是農民翻身的歷史。
農業本是幸福的象徵。在承平時期，農民自力更生、自由自在，但這種光景無法常在。如前所述，天災人禍都會影響農民的生計。農民的生計被破壞，就易造成政權的更迭。因此，探討古代中國經濟的善，必須從小農的幸福生活着眼。小農安居樂業，沒有過多物質的追求，這是道家、儒家「知足常樂」的典型經濟幸福。
小農經濟創造經濟榮景
中國古代政權之所以重農抑商，正是懼怕土地兼併所帶來的財富不均，破壞這種小農體制的幸福。小農經濟的穩定是政權維繫的關鍵。政權如果不能對商人的欲望做出節制，防止土地兼併，就會受到農民的唾棄與推翻。「重農抑商」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的。我們不能說古代商人是不善的，而是商業力量過度強大之後，破壞了古代小農階級穩定的經濟體系，這才是問題所在。
小農穩定的經濟生活，維繫着家族的系統；家族系統，維繫着中國文化的世代傳承。農業生活與家族生活的穩定結構，造就了古代中國經濟生活的圖景。這種以家族為主的農業經濟生活狀態，使得人民工作是為家族而非個人。儒家孝道傳統，使子女必須竭盡心力地工作；家族的裙帶人際關係，讓不事生產者承受巨大的社會壓力，也讓辛勤工作的富有者必須回饋家族鄉裡。
中國在1978年的經濟改革，就是讓農民開始能耕種自己的土地，能有自己的收成。小農經濟的恢復，是現代中國第一個經濟復甦的起點。小農經濟的發展，意味着家族的穩定性與社會秩序的重建。近代中國在經歷大動盪之後，經濟改革政策讓動盪中被拆散的家庭重新團圓，而家族成員的互助逐漸讓小農經濟恢復生機。小農經濟的復甦，不僅創造了新的經濟榮景，也造就了穩定的社會。
「善經濟：利他、和合、共善」之二十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