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香港前世今生必備參考書：讀《香港歷史與社會》

承接前文：〈跨學科、跨地域的合作成果：讀《香港歷史與社會》〉

是次撰寫論文者為修讀碩士課程的同學，他們多為在職攻讀人士，而且先取得非歷史研究的專業學位，由是多具有本身行業的學術及工作經驗。他們研究歷史的方法，不一定等同於從事歷史研究的學者，更能得見結合歷史情境、史料與人生發展互動，大為增加了香港史的經驗成分。更因為作者與被研究史事同時生活，自可以表述史料內外情懷，也能夠在事情過後，以回憶者、事件參與者及事後反思者的主觀判斷，結合史事的分析，這均有助了解史事背後的情景。

如書中撰寫〈在自治與殖民統治之間──香港華人社會的治安管治〉的李頔，為已取工商管理學學士、任職會計事務所及金融機構，故他從管理學的角度，分析英佔時期香港地方管理制度。書中撰寫〈香港處理越南難民問題研究〉的陳尹珩，具有心理學專業資格、為註冊社工，故他從心理學的角度，研究居港越南難民的心理與香港居民的矛盾。撰寫〈香港上海總商會述論〉的葉可寧為工商管理學專業，從事中國內地與香港的大灣區內金融科技及項目規劃，故她特別注意上海與香港商會的互動關係。撰寫〈香港工程師學的發展與貢獻〉的陸宏廣，為已取得工程學碩士及博士學位和工商管理學碩士，由是以個人情感及經歷，更準確地研究香港工程師學會的發展。撰寫〈香港棉紡織業及成衣業的發展與轉型〉的黃志超，具有30年從事香港製衣行業的經驗，從事設計、買賣、落單、生產、運輸、銷售等成衣等程序，多年處理主導香港製衣出口的「出口配額」，他以個人經歷，深明香港紡織業及成衣業的危機及機遇。

資深人員詳述股市內部運作

各章作者因長時期從事專業工作，日後以其個人經驗進行學術研究，如陳洪齡〈香港遠東交易所發展史〉一文，表述了「筆者曾於1973年進入遠東交易所工作，並一直服務於證劵界。憑着自身的經歷，對證劵的認知，輔以搜集到的業內各種檔案，如已開放公眾查閱的大量遠東交易所的公司文件、香港股票市場檔案及文物收藏等專業資料，加上有關股票市場資深人士的口述歷史，抽絲剝繭，去蕪存菁後，為遠東交易所的發展留下這份歷史記錄」（頁670）。

前人雖有研究香港股票市場，但未能詳述股票市場內部運作，也未能如作者在書中指出「慣用術語應為Bid and ask，而非Bit and ask」。同時，因日後聯交所成立，結束了遠東交易所及其他三所的年代，作者成功運用史料及個人經驗，客觀地表述「遠東交易所敢於打破傳統、勇於創新」、「遠東交易所在其苦心的18年光陰中，推動了香港股市的發展進程，促進行香港經濟的繁榮，使企業在香港獲得集資機會，有力地促使香港在20世紀末成功登上『國際金融中心』的寶座」（頁708）。

此外，作者以其豐富經驗指出：「股民的盲目投資，於1973年釀發了股災，當時的港英政府亦感交易所的氾濫對香港股市並非明智之舉，故立法干預交易所的成立。此舉使交易所的數量又受到了限制」（頁708），作者一再指出股民要小心投資，實是肺腑之言！

結合史料正本清源

又如李健強〈香港房地產業的歷史演變〉一文，以其個人從事香港房地產買賣的經驗，指出私人住宅發展的原因「霍英東等企業家認定市民對住房有強烈要求，為迎合大眾，除發明大廈分層出售外，更開創分期付款與樓花等商業模式，打破了資本家對香港房地產的壟斷，平民不再只是租客，也可成為業主。於是在社會龐大的置業需求下，私人房地產業欣欣向榮，香港房地產業從此走上公營與私營兩條不同的發展道路」（頁709）。前人研究房地產的角度，多以今天曾出現樓價暴升為影響民生，因為地產商提升樓價，致民生不穩，但尚未如本文的作者，以豐富地產經驗，結合史料，正本清源，較客觀地肯定50、60年代，私人地產商因應市民對房屋需求，才推動分期付款及賣樓花等商業模式。

此外，作者建基在史料上，也成功指出港英政府也藉房屋政策打撃華商：「港英政府從沒有停止過打撃華資冒起過速的舉措，以防華資壯大會影響其統治關係。因此打撃對像必然是從房地產業開始，繼而波及銀行信貸。為此，港英政府除突然宣布樓花進行一定的監管外，並規管拆建舊樓，因為這些措施的受害者主要是華資，外資鮮有參於其結果導致全港建築地盤大部分停工。許多華資房地產商因資金出現周轉不靈而倒閉，可見政府的行政干預對房地產業影響之巨」（頁745），也是一個客觀的分析及觀察。

香港史事持論中肯

談及本書是北大學者與香港研究人員的合作成果，但翻閱該著，只見收入當時香港研究生的論文，除了歐陽哲生教授撰寫的前言外，沒有一篇由其他北大學者發表的文章，是否質疑此觀點？其實，我們應再看各章的論點，由此可見中國內地學者的觀點與此書作者研究論文的關係。

前文已言，研究香港史學者的觀點，於上世紀90年代前，多從殖民地史觀表述香港在英佔時期，才把香港發展起來，未多談及中國因素對香港的影響。另一方面，若持中國史觀表述香港史，多表述鴉片戰爭至回歸前的英佔時期為國恥史，持論也批評殖民地管治阻礙香港發展。其後，有學者提出要站在居港的香港人立場看香港史，故提出「香港人香港史」的觀點。

此書多章，基本上持論認為殖民管治是造成對香港不平公，但也表述殖民管治也推動香港發展，可見評論香港史的觀點，既保存中國史觀的特色，也有站在香港人香港史的觀點，全書各章撰文者，評論香港史事時，持論較為中肯。

如蘇載玓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的香港警察〉一文，建基在史料上，成功表述「有人認為，假如沒有英國的殖民統治，香港就不會發展到現在的水平。但回顧歷史，英國奪取香港實行殖民統治，純粹是為了拓展在中國以至亞洲的商業貿易，從未考慮過香港變成像加拿大或澳洲一般成為英國子民移居的屬地。因此，開埠初始，英國人就不顧投放太多資源建設香港的基礎設施或提升香港的社會生活水平。早期的香港警隊時常因為經費困頓，未能招募較好素質的成員。甚至曾經因為倫敦打算嚴控殖民當局開銷，警隊近似被裁撤，改為各區域自行管理，用者自負。雖然最終得以保留在殖民當局架構的管轄中，但出於殖民者歧視在港華人的態度，香港警隊的華人不受器重，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警隊的表現，其成效也長時間被人質疑」（頁2）。

還有，他表示「由於英國對這塊土地的『無心』與『無力』，只好採取高壓手段，利用一系列不平等，不合理的法規來壓迫在港華人，希望達到嚇唬作用，減少罪案，而香港警察就是協助推行這些惡法的執法者。從英國怎樣處理這些社會問題上，仍然不難看到其作為殖民宗主國，是怎樣維護自己和自己的子民的利益，並不惜犧牲居港華人的福祉……香港警隊對維護殖民統治具有效作用，但同時也證實了殖民統治的本質：殖民統治政權及宗主國所關心的並不會是被殖民者、被統治者的福祉，而是殖民統治宗主國以及子民的利益。故此，香港現今擁有井井有條的社會秩序，並非必然的，不應該簡單將香港歸類於所謂殖民統治成功的個案之一，而無視在155年漫長的被殖民統治生涯中，曾經那段有血有淚的辛酸歷史」（頁41）。

楊培欽〈楊慕琦計劃的出籠與流產〉一文，引用檔案資料，指出1946年港督楊慕琦推行「楊慕琦計劃」是「自身經歷使其對香港殖民政治的不足之處有了沉痛而深切的體會，他深切認識到，戰前未能廣泛動員在港居於人口主體的華人，是香港面對外敵人入侵時亳無抵抗的最主要不原因」（頁113），這是站在「香港人香港史」提出楊督的個人反思；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楊慕琦計劃』表面上對華人參政給予了一定程度上的讓步，但它本質上仍然是一個保證英國人在香港政制中佔據絕對統治地位的計劃，是一個旨在維繫英國長久殖民統治的綱領文件。但就是這樣一個略微對華人參政作出妥協的方案，最終也被英方否定」。

居港生活體驗出發評論史事

汪政在〈香港節的設立與終結〉一文，研究1967年暴動後，香港於1969至73年舉行「香港節」，作者歸納「香港節不同於西方世界的嘉年華，也並非中國傳統的迎神慶祝節日，其實質是港英政府透過行政主導的公共治理手段轉移民眾注意力的殖民策略。……香港節作為港英政府於1969年至1973年間舉辦的三屆全港性大型活動，其作用不僅在於短期的社會安撫功能，更對香港政治經濟發展產生了結構性影響。一方面，構建了麥理浩改革的群眾基礎，從『應急性文化安撫』轉向系統性社會福利制度。另一方面，香港節開創了『政府主導＋企業贊助＋全民參與』的運作框架，催生了香港國際都市盛事經濟與文化軟實力的萌芽」（頁146）。

陳尹珩〈香港處理越南難民問題之潮起潮落〉一文，也是站在香港發展立場而指出「香港處理越南難民的政策，雖然在某些層面遭受西方社會人權組織的抨撃，但整體來說，是合乎人道立場的。25年中，沒有拒絕一艘來港的越南難民船，沒有把越南難民船拖出公海，香港人應以此為傲。眾多非政府機構為難民提供的社會服務也體現了香港社會的人道主義精神，更累積了一些寶貴的服務經驗。香港社會對越南人是很包容的，雖然當年難民營的暴亂與及個別難民的違法行為引來反感，但香港也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反越南人士行動」（頁398）。

作者在論文中列出港英因為處理越南難民的生活費、難民營的員工薪酬，成為港英政府「財政負擔」，但也肯定香港市民的體諒及從中學習處理難民的政策。歸納以上觀點，可見此書的作者群雖然仍持中國史觀學者批評港英管治的觀點，但多以居港居民的生活體驗來評論史事，也不是否定殖民管治的弊點。

總之，本書誠為香港史共同研究班、經過內地教授與香港研究生密切合作的成果，這種合作研究模式，既注意中國史觀，又注意香港史研究在地化，從而成功指出香港成為以中國文化為主體下，進行中外文化交流及具有現代化城市發展的特色，而本書的學術研究創獲及研究課題，也將成為日後研究香港前世與今生的必備參考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