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伊朗戰事影響，國際油價大幅飆升，新加坡與香港先後出台油價補貼措施以紓民困，但兩地補貼規模和政策目標不大相同。經濟學者徐家健接受專訪時指出，香港每公升柴油補貼3港元的劃一做法，存在受益不均、效率不足的問題，這與柴油市場原本用家的折扣懸殊有關，政府應先摸清市場結構再改善政策。
此次油價衝擊下，新加坡與香港的補貼規模與定位廻異。新加坡推出總額約10億新加坡元（約61.3億港元）的援助，涵蓋購物券、生活補助等，幾近全民派糖的安排，部分補貼更是將2027年優惠提前至2026年6月發放；香港則投入約20億港元，以兩個月柴油補貼為核心，每公升補貼3港元，主攻運輸業「搵食車」司機與機構，屬行業定向紓困。
星港做法差異 關鍵在財政狀況
徐家健直言，兩地做法差異，首要關鍵在財政狀況。新加坡經濟體質較好、財政更穩健，有條件大規模「派糖」；香港連年財政赤字，在收支未轉虧為盈前，補貼必須更謹慎、更聚焦。「派錢原則上我不反對，但要看財政是否有餘力。香港現階段要省着用，政策傾向短期、針對性，是合理選擇。」
從公共行政角度，新加坡是普惠式紓緩生活成本，香港是針對運輸業穩定經營與物價，背後是財政空間與政策目標的不同取捨。
香港選擇「每公升柴油直接補3港元」，行政簡便、落地快，但徐家健質疑，這筆補貼真的能精準幫到最需要的人嗎？他解釋，香港柴油市場有兩大特點，令劃一補貼效果大打折扣。
柴油折扣參差 劃一補貼反不公
香港對特定柴油（歐盟V期柴油）是免稅，這類普遍應用於「搵食車」的柴油對國際油價更敏感。徐家健指出：「原則上，汽油含高稅，原油漲價對售價影響相對小；柴油免稅理應受油價波動衝擊更大，但實際加幅與汽油相差不遠，這與油企提供不同用家的折扣機制有關。」
他說，油企對商用車向來有價格分歧，一般搵食車往往只有八、九折，大型車隊折扣可低至五、六折，在伊朗戰爭前柴油的價差已十分懸殊。油價暴漲後，這種差距未見縮小，所以劃一補貼形同補貼不均，造成不公平情況。
「政府直接每公升補3元，看似人人有分，但實際上：本已拿大折扣的車隊，補貼後成本更鬆動；原本拿不到優惠的個體戶，受益反而有限。」徐家健強調補貼旨在財富再分配，但若不區分對象，很可能出現需要幫的幫不夠，不需要幫的卻幫太多。
補貼流向不明 消費者未必受惠
除了公平性，徐家健更擔心補貼的最終流向跟市場扭曲。
他指出，運輸業成本轉嫁能力不一：貨車、的士可較快加價轉嫁給消費者；村巴、專線巴士多已簽約，難以臨時加價，只能自行承擔壓力。「政府補貼3元，到底是落到司機手上、消費者手上，還是間接讓油企有空間維持高價？這條鏈很複雜，政府未必完全掌握。」
他以樓宇維修資助為例：政府補貼合資格長者的維修費後，承建商往往跟隨加價，最終業主受益有限。「油價補貼同樣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就是補貼一出，油企或中間環節吸收部分利好，真正一線司機的減負效果打折扣。」
過度干預價格 弱化市場訊號
此外，徐家健認為，政府過度干預價格會弱化市場訊號。油價上漲本是提醒社會節約能源、尋找替代（如多搭港鐵、改用電動車），長期補貼會扭曲資源配置，牴觸市場效率。
對於此次香港兩個月的臨時補貼，徐家健認同「短期紓困」的定位，但強調不能依賴補貼解決長期問題。
對於業界而言，運輸業應在合約中加入油價浮動條款，參考航空燃油附加費模式，油價異常波動時可合理調整價格，分擔成本壓力。政府則應盡快完成柴油市場深度研究，摸清油企定價、折扣規律和操作、不同車主成本負擔，未來補貼才能更精準；亦可考慮建立石油儲備機制，平抑短期價格劇烈波動。
集體運輸普及 影響不及70年代石油危機
徐家健認為，香港以鐵路為骨幹的公共交通佔比高，電動車持續普及，所以今次伊朗戰所造成的油價衝擊暫時對普羅大眾影響暫不明顯，整體對油價的敏感度低於70年代石油危機時期，毋須過度恐慌通脹爆發。
徐家健建議，當局應以此次危機為契機，徹底摸清香港柴油市場生態，未來無論是補貼、價格監管還是合約規範，都要兼顧財政可持續、分配公平、市場效率，讓每一分公帑都用在刀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