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是芝大經濟學大師奈特（Frank Knight），你會怎樣回應「英偉達高端芯片重返中國是阻礙中國國產芯片的發展壯大」的說法？
特朗普政府12月8日宣布容許英偉達H200芯片對華出口，並抽取25%銷售分成。對這次放寬貿易限制的即時反應，一方面有民主黨議員質疑是出賣國家安全，另一方面有白宮官員潑冷水：中方或會為了推動半導體自主而拒絕購買。
中美博弈，這一邊亦有「糖衣炮彈」的顧慮。毛主席說過：「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着的炮彈攻擊，他們在糖彈面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預防這種情況。」問題來了，從經濟學角度看，英偉達H200芯片是美帝對我國的糖衣炮彈嗎？
真正的社會成本源於資源錯置
100年前，經濟學家葛拉漢（Frank Graham）提出，成本遞減是保護貿易的正當理由。這保護主義的經濟論述是，某些產業生產規模擴大時邊際成本下降，自由貿易導致資源錯誤配置到機會成本較高的產業，對國家整體利益造成損失是社會成本的一種。從政治陰謀角度出發，糖衣炮彈當然有其社會成本。產權經濟分析卻有另一看法，先請Grok為大家回顧比高斯更早的正確社會成本分析：
「作為《社會成本解釋中的若干謬誤》（Some Fallacie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ocial Costs）的作者，我會強烈反駁『英偉達高端芯片重返中國市場將阻礙中國國產芯片發展壯大』的說法。此主張犯下與庇古式干預主義相同的謬誤，即假定透過政府管制（如出口禁令）排除外來競爭，便能減少社會成本、促進本土產業成長。
事實上，真正的社會成本源於資源錯置，而允許英偉達先進GPU（如H200）進入中國市場，正可提供明確的市場訊號與競爭壓力，迫使中國芯片企業（如華為、SMIC）在比較優勢領域專精創新，而非在人為短缺下浪費資源重複製造低效產品；進口芯片不僅填補性能差距、提供逆向工程基準，更能避免保護主義帶來的自滿與低效，讓資源流向更高價值的用途，從而降低整體社會成本。」
我要補充的，是庇古分析的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分離是大錯特錯，簡單的解釋是這分離緣於私產不存在。更準確的說法是只要產權清楚界定，自我研發及生產芯片的成本是不應被高估，讓市場憑成本決定英偉達高端芯片的進口，亦只是進口技術、而非糖衣炮彈。
原刊於《am730》，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原文按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