鍾宇平老師在2025年7月4日早上逝世！寫着這篇悼念文，回憶着與鍾生共處的點滴，我不自覺地流淚。作為受業於鍾生門下的學生，自知悉鍾生離開的消息，我們都十分傷心！
鍾生，是我們那輩教育學院學生稱呼老師的方式，是一個十分親切的稱號，沒有稱鍾教授的距離感。從1986年讀中大教育學院開始，鍾生便是我在學習及工作上的啟蒙老師。
1987年鍾生在中大教我們本科是生物教學法，那年他已從史丹福大學深造回港，步入教育經濟學的研究。有幸在他的鼓勵及支持下升讀碩士班，鍾生由生物教學法的班主任變成我的碩士論文導師，他總是給學生最大的學術自由。1990年畢業論文是從教育社會學角度研究當時香港的公民教育情況，仍記得答辯會上，鍾生邀請了鍾太來給予充分的支持，完成後還請學生食晚餐，是一位溫暖而親切的超級導師。
1997年我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修讀博士課程，正在撰寫博士論文之際，鍾生隔洋邀我回港為他做一個國內教育經濟學的研究課題，由於是量化研究，我十分欣喜地回港參與並學習。就這樣在鍾生的關顧下，我回到中大母校，得到鍾生及盧生（盧乃桂教授）的啟迪及扶持，我開展了在中大20多年的學術生涯。
回到中大第一年是當研究員，工作量不太重，可以兼顧照顧女兒及完成博士論文，又發表了一些期刊文章。1998年完成了論文，就入職為助理教授。鍾生對教育的國際視野，為後輩開創了更廣闊的學術空間。
(由左至右：鍾宇平、何瑞珠、 Douglas Willms 、盧乃桂)
（第24期《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通訊》）
教育的國際視野
1997年香港回歸時推行了一系列教育改革，鍾生十分關注教改的成效。我適逢獲得盧生的教育硏究所資助，在歐洲參加了PISA plus的國際會議；回港便和盧生及鍾生商討在香港開展首個PISA研究計劃。當時香港已有港大團隊進行了多屆的TIMSS & PIRLS的評估研究，前輩們如謝鍚金教授、羅陸慧英教授等都樂意分享經驗。汲取前輩的寶貴經驗後，又再與鍾生及盧生深入商議，最後這兩位院長及所長均表示十分支持在中大開展PISA硏究，並提點我先申請優質教育基金，而且首次參與要全程投入。
由於國際會議繁重，這兩位老師建議我全職參與首一屆的研究，當時我已有另一個「家校合作」為期兩年的行動研究，着實十分忙；加上教學，要兼顧PISA實在難以做得好。所以我接受了老師們的建議，開始了PISA之旅，一做就是近20年了；從HKPISA2000＋到2015，共做了18年6個循環。鍾生及盧生全程都是我的顧問導師。
每屆的評估結果研討，我的顧問導師及研究團隊十多人都十分投入分析及分享成果，其間更協助澳門（2003）及中國（2006，2009）開展PISA評估，鍾生及盧生都給我無限的支持，在適切時候為香港及華人社會的教育改革把脈，更為基礎教育的素質與公平的成果上，提出實證為本的意見及改革方向。
兼顧研究與教學
經過首屆的全職投入，2003年我參與第二屆的PISA時，已經對這個國際研究有相當掌握。
在當時教育研所盧教授及鍾院長的支持下，建立了「香港學生能力國際評估中心」，有一個固定的行政團隊，做更多不同類型的學生評估（e.g. OECD\PISA, WHO\HSBC, UNESCO\SEAPLM）。鍾生更鼓勵我研究與教學並重，將研究成果轉化在教學上，尤其鍾生一貫鼓勵學院無論文憑課程及博士、碩士課程都應與時並進。
我設計了一個家校合作的文憑課程，後更發展為「家校社區合作：從理念研究到實踐」碩士課程，並出版了相關的參考書刊。另一個鍾生和我合作設計的新課程是「課室與學校情景中的量化分析」，於是我可以在課堂與碩士及博士生分享我的研究PISA等國際評估的實踐經驗。鍾生的國際視域總能涵蓋不同的政策範疇，引導及擴闊我的學術生涯，以他對學者的願景為目標，兼顧研究與教學。
（香港中文大學傳訊及公共關係處）
創建教育眼：廣納百川
教育眼這個重要的小團體，亦是鍾生與一群志同道合的教育界朋友，創建於1981年，鍾生和鍾太都熱衷於分享教育學生及教養孩子的心得。我大約在1997年回港入職中大後，於當時的信報教育眼專欄供稿，有幸任職幹事會，教研工作的點滴又可結合前線的實踐經驗與大眾分享，不時亦會收到讀者及其他專欄作者的回應，而且更可舉辦研討會，廣邀不同學者及不同的教育專業團體（e.g. 教聯、教協、教評），探討課程改革、升學政策、語文政策及增值指標等各個具爭議性的教改課題。
鍾生和我都十分喜歡這種廣納百川、共融合作的討論空間，讓學者超越象牙塔，與前線教育工作者對話，共同尋找改善教育的方向。
提攜後輩 慈父般無微不至
鍾生照顧學生如慈父般無微不至，他對教研及教學工作十分認真投入，他的治學方式是我們的好榜樣。例如他常設不同的研習小組增進學生的學習領域。我剛入職時常常參加他為博士生設立有關教育經濟學及研究方法的研習組，我慶幸能在那個時空與當時的學生如陸根書、雷萬鵬、杜屏、黃斌、周金燕……等相知相識，這些優秀的學生坦誠分享最新的研習心得，亦讓我和鍾生更了解他們博士論文的進程，這種做學問的交流切磋，讓我教學相長，亦成為我日後照顧學生及指導博士生的模範。
對人類合作與社會發展的大願
與鍾生合作研究，我實在受益良多，擴闊了我在教育社會學的認知；後更與鍾生合教「從國際視域看教育與發展」的課程，直接在課堂上了解鍾生在教育經濟學上的真知灼見。鍾生學識淵博，每期合作都有最新的參考文章及書刊；那時開始他已經對人類合作與社會發展有十分精闢的思考及探索。他在本年（2025）1月仍在灼見名家的《教育眼》專欄發表了兩篇有關《教育、合作、文明》的文章，文中他特別強調：
「在合作共贏和平發展的年代，人民安居樂業、生活富庶，腦力智慧也少用於奸邪鬥爭，而多用於自由創作，書畫吟詠音樂舞蹈等文化活動也隨之而出現。歷史證明，在文化活動頻繁的和平年代，人類文明才能得到迅速發展……（人類）因合作而得以出現的文化與文明生活，如何得以強化和延續呢？教育功能不可少。教育可改進人類的非智性取向及智性能力。 」
薪火相傳 延續鍾生的願景
這兩篇文章發表後，鍾生仍跟我說：「我希望能多集中精神，繼續對合作發表一些意見。我深信人類文明有賴不同族群、不同地域信仰、不同國家的人民講信修睦、合作共贏。」
鍾生未能繼續對合作發表一些意見，實在令人遺憾。就讓我們作為學生的，繼續薪火相傳，延續鍾生對人類合作的願景，透過身體力行共同合作，透過教育使人類的全面潛能（capability）得以發展；塑造尊重多元、講信修睦、合作共贏的社會，好讓眾生免於奸邪鬥爭，活得自主自在。願鍾生離苦得樂，若有來生，盼再續師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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