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規定，在刑事案件中，辯護人可以由兩類、三種人擔任，即律師和非律師，非律師又包括人民團體、被告人所在單位推薦的人，或者被告人的監護人、親友。這樣規定有其歷史原因和背景，當時剛剛實行改革開放，百廢待興，一方面《刑事訴訟法》1980年即將開始實施，急須辯護人參與訴訟，另一方面經過十年文革，幾乎無律師可用。可以說這規定是個權宜之計，以解燃眉之急。
歷經四次修法，現行《刑事訴訟法》將偵查程式中的辯護人限定為只能是律師，但第33條仍然保留了普通公民，可以在審查起訴和審判程序擔任辯護人的規定，儘管附加了一些限制性條款，如正在被執行刑罰或者依法被剝奪、限制人身自由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被開除公職和被吊銷律師、公證員執業證書的人，不得擔任辯護人，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監護人、近親屬除外。
近年來，學者和律師界有一些討論，主張取消非律師辯護人。筆者支持這一主張。
律師數量和品質隨時間上升
首先，在律師數量方面，已經具備了取消非律師辯護人的條件。司法部在2022年發布的規劃中提出2025年全國執業律師達到75萬，然而近年來執業律師的人數幾乎每年都保持着兩位數的增長率，增速遠超預期。網路查詢可知，截止到2024年9月，大陸地區執業律師數量已經達到了75萬人左右，提前完成了目標。以此增速推算，2025年將接近或者突破90萬人。儘管存在着地區分布不平均、業務範圍不平衡的問題，但僅就數量而言，今非昔比，鳥槍換炮了，這麼龐大的律師隊伍早已不是1979年立法時的情況了，已經能夠滿足刑事辯護的需求。
其次，在辯護品質方面，法律服務對專業水準有較高要求，刑事辯護專業化是法治發達的一個重要標誌。法治發達國家和司法區域的刑事案件出庭辯護大都是壟斷性的，只能由符合條件和具備資格的律師擔任辯護人，非律師的公民不得從事這項業務。刑事案件涉及重大法益，辯護人要面對的是強大的國家機關：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未來可能還會有監察機關，難度通常高於民事案件甚至行政案件。重罪案件包括死刑案件更是人命關天，疏忽不得。刑事辯護的專業性必然要求辯護人的專業程度，從辯護品質來考量，毋庸置疑的是專業律師比非律師辯護人更有保證。
保障辯護權 確保有效辯護
再者，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訴訟權利來說，在刑事訴訟中，辯護權是被追訴者最大的一項訴訟權利，是其所有訴訟權利的核心，更是一項憲法權利。辯護權能不能得到切實的保障，關乎司法公正和公平正義。限定辯護律師才能擔任辯護人，表面看來是程式公正措施，實質上是為了實現訴訟的實體公正，即刑事案件的結果公正。
另外，辯護人訴訟權利的不同也會直接影響到辯護的品質。依據《刑事訴訟法》，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遠遠大於與非律師辯護人，例如在刑事案件中，只有辯護律師才有調查取證的權利；非律師辯護人想要會見被羈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與之通信，必須得到司法機關許可；非律師辯護人查閱案卷材料也應當經過司法機關同意。即使不考慮屬於專業人士的執業律師法律專業水準，僅就法律規定的訴訟權利而言，非律師辯護人與律師不可同日而語，勢必會對辯護品質造成直接影響。
最後，從有效辯護的要求來看，將辯護人的主體資格限制為執業律師，毋疑更具有正當性和合理性。所謂有效辯護，主要是指辯護目的和效果，刑事辯護不僅有形式上的要求，同時對辯護內容有所要求。有效辯護指辯護不僅僅是在形式上滿足人員、數量、參與訴訟等基本要求，還應當落實在實質結果上。從辯護內容上可以分為程式辯護和實體辯護，無論在程式上還是在實體結果上，都應當能夠有效地影響到案件的處理。
在程序辯護方面，有效辯護要求辯護人切實維護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程式方面的權利，對於公安司法機關的程式違法行為，及時提出申訴或者覆議，使其得以糾正。在實體辯護方面，則要求辯護人針對控訴進行反駁，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從輕或者減免其刑事責任的材料和意見，並能夠被司法機關接受和採納，最大限度地保障被追訴者的合法權益，使其獲得公正審判。
有效辯護不僅僅是對辯護人參與刑事訴訟的資格要求，更是對辯護人相應的專業能力和水準的要求。辯護制度經過40多年的建立和發展，顯而易見，非律師辯護人難以勝任了。
綜上，筆者認為，值此《刑事訴訟法》再修改之機，是時候取消非律師辯護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