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下特區政府面對最大的管治挑戰，是如何提升自身的管治能力。我對香港公務員的最大疑問，不是他們在政治上是否忠誠，而是他們作為決策者、管理人、行政人員、執行者和服務提供者，是否有足夠能力履行職責（basic competency）。
這並非無的放矢。公務員的不濟事、不管用和無關緊要（irrelevance），已成政府高官「房間裏的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 ）。個個心裏有數，但裝作看不見，更不做討論，更遑論提出解決方案。難怪每當新冠肺炎的疫情轉趨嚴峻，政府的對策必然包括勒令或延長公務員「在家工作」的安排。當中的弦外之音清晰可聞：大多數公務員可以幫最大的忙就是不幫倒忙，就像扶危濟困的救護車駛過，其他的道路使用者可以做的最積極之事就是讓路。”Getting out of the way”（不要阻礙事情進行），成了大部分公務員對防疫抗疫的最大貢獻。身為公務員之首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可以不難為情嗎？
再舉一例：政府的「保就業計劃」不考慮疫情對申請機構的業務影響，結果獲巨額工資補貼的超市集團要以派發「現金食物券」的方式「回饋」市民。這是荒天下之大謬，如此不可思議（unthinkable）的政策，全是為方便沒有思考能力的公務員可以不動腦筋（unthinkingly）地執行。
能人不用 用人唯親
這正是香港無法得到良好管治的根本原因──政府制定政策，首要的考慮是它要在操作上方便和執行上容易。這是縱容怠惰和包庇無能，也成為政府所有鴻圖大計的結構性缺陷（structural defect）。自九七回歸，龐大的公務員隊伍成為阻礙香港向前邁進的一座大山，歷任領導人皆無移走這座大山的政治決心，只懂繞道而行，結果辛苦周折，事倍功半，蹉跎歲月。
香港的管治人才凋零，從擢升43歲、無甚作為的徐英偉為民政事務局局長可見。林鄭月娥表面上對其委以重任，但在關鍵時刻又指派親信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越俎代庖，負責「指定檢疫酒店」計劃。
這其實不足為奇。特區政府用人的關鍵，從來不是能力和才幹，而是裙帶關係和政治背景，以及願意效忠和可以信任的程度。知人不是為了善用，而是要確保自己不會被質疑、被挑戰和出賣。於是，人才制度變成庸才制度和奴才制度：多有用的人只要是「疑人」或「外人」都堅決不用，多沒用的人只要夠忠心和夠可靠都會得到重用。沒用的人當然會犯錯，並且常常犯錯，甚至犯大錯；但不打緊，只要他們有可昭日月的忠心，那就什麼都可以包容，什麼都可以原諒。
業餘政客 操控香港
在這方面，北京有無可推卸的責任。領導法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抗德國的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理克烈孟梭（Georges Clemenceau）說，戰爭太重要，不可以讓軍方的管理層自作主張（”War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the generals.”）。同樣，政治太重要，不可以讓政客為所欲為（”Politics is too important to be left to the politicians.”），更何況是一批眼中只有自己利益的業餘政客？北京既然收回香港的主權，就有責任確保香港得到良好管治。父母疏忽照顧年幼的子女，是可受懲處的刑事罪行；北京冥頑不靈地將管治香港的重任交付無能之人，又該當何罪？港人治港要成功，關鍵不只在「港人」，也在「治港」。這一點，北京應該比任何人都要清楚。
在香港目前的政治環境下，愈來愈多有識之士決定不沾香港政治這淌渾水。有能者退之，無能者居之，成為香港目前最大的管治危機。這次人才大撤退──姑且稱之為”the great withdrawal”──源於一種強烈的厭惡、反感和羞與為伍的情緒，與九七前源於恐慌的香港人移民潮不能直接相比；但它正逐步掏空香港的管治人才，產生的政治和社會後果正逐步浮現。
原刊於《亞洲週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