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回歸25周年在即，回顧特區成立的種種，或許需要將眼光放得更遠，筆者嘗試從回歸前上一個25年說起，再檢視回歸以來時光荏苒，並展望下一個25年。事實上，時至今天，不少港人對香港早年的高速發展年代仍然津津樂道，並對近年香港整體發展情況、各項深層次矛盾未完全解決而感到着緊。筆者盼貢獻微薄之言，助力候任特首李家超先生及其新班子承先啟後、改善施政，讓香港可以在新的軌道上重新出發、再創輝煌。
筆者認為，影響香港發展步伐的因素，存在歷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
必然偶然因素 編織香港輝煌史冊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加速了計劃經濟深層次問題的浮現。四人幫被粉碎後，中國經濟一窮二白，彼時中國猶如遭火吻的焦土，人民深陷水深火熱之中。加上50至70年代初，美國對華實施貿易禁運，香港當時成為國家唯一一個對外窗口。
1978年，時任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吹響改革開放號角，在政治制度基本維持不變的情況下，將計劃經濟轉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當時的中國不只缺乏資金和人才，市場運作機制亦不成熟；反之，香港擁有相對的資金、人才、技術、經驗和制度優勢。香港就像一塊「冰」，為內地這片火熱焦土大大降溫之餘，更化身水滴，滋潤大地，孕育生機。70至80年代之交，獅子山下經濟騰飛，加上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的國策與「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使許多港商把目光投向商機處處的神州大地，不少港人亦協助內地商家增進對市場經濟知識、了解訊息和國際規則，進而協助國家經濟升級轉型、吸引外來投資、提高管理水平、融入世界體系。香港的獨特地位及一國兩制的構想，在動盪年代協助國家化危為機，在改革開放過程中與祖國相伴共生，為實現中華民族復興作出貢獻。彼時，內地熱切需要香港發揮其獨特優勢，協助國家經濟發展，此乃歷史的必然性。
主權移交後，香港繼續是與「紐、倫」並列的世界級城市和國際金融中心。香港的優勢建基於自由港地位、與國際接軌的司法和法律制度以及資訊自由流通等。對內地而言，香港可繼續充分發揮其投資興業的龍頭作用、市場經濟的示範作用、體制改革的助推作用、向外開放的橋樑作用、先行先試的試點作用及城市管理的借鑑作用。然而，隨着內地經濟高速發展，口岸城市加大對外開放，香港上述作用漸減弱。
個人成長經歷 宛如時代變遷縮影
筆者從事建築規劃、城市設計專業，得乘香港回歸前的25年「高速列車」式發展之利，不僅個人事業蒙此眷顧，亦有幸為香港和祖國建設出一分力；亦因此對回歸後25年，列車在路軌上偶遇沙石而減速深有體會。
時光倒流回到50年前，筆者作為戰後嬰兒潮的一分子，可說是典型的「香港仔」，個人成長經歷可以說是時代變遷的縮影。由70年代伊始，香港經濟起飛，港英政府推動了「10年建屋計劃」、地下鐵路、海底隧道、葵涌貨櫃碼頭等，及後更開始着手籌劃興建新機場，其時城市不斷更新，為本港的舊貌換上新顏，亦勾勒出今天的市容輪廓。
筆者之可以成為一名建築和城市設計師，也帶點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相互交錯。1972年，筆者在皇仁書院中五畢業，正為大學選科苦惱。當時整個社會對建築師這行業的認識十分有限，猶記得50年代中才開始有首批「港產建築師」陸續畢業，可說是新興行業。當時的社會和教育重理輕文，土木工程似乎順理成章地成為筆者預科班的必然選擇。
但其實本人對文史哲和藝術創意更有興趣，偶然參觀了一個建築師作品展後，毅然「冒險」報讀建築系，幸獲香港大學取錄；更加幸運的是，年紀輕輕剛大學畢業便有機會參與多項大型發展項目，如新世界中心、中環會德豐大廈、太古坊早期規劃等。1983年創立了私人的建築師事務所後，筆者更有機會參與多個香港及內地的大型基建發展，如香港新機場、深圳機場二期總體規劃和珠海機場航空城的城市設計等。
親歷機場建設 遙想基建興旺年代
這些重要戰略性基建，可以說是一個城市的命脈，尤其是香港作為國際性外向型經濟體，新機場的重要性自不待言。1989年港英政府宣布「玫瑰園計劃」之後，中英兩國政府為新機場問題有較大爭議。筆者當時積極就新機場選址、專營權、財務安排、建築設計等問題發聲。其後，筆者亦被中英兩國政府聯合任命為機場諮詢委員會成員之一，得以親眼目睹新機場的誕生。
當時赤鱲角、啟德的新舊機場交替，須於短短幾個小時內完成，更屬於「一邊熄燈、一邊着燈」的無縫交接。當時港府安排多名機諮委成員專車伴行，見證整個交接過程。工作人員爭分奪秒搬運大型機器的情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教筆者畢生難忘。而新機場亦未有叫港人失望，自2010年起，貨運量連續9年位列世界冠軍。
香港主權回歸之夜，筆者有幸獲邀出席交接大典。在剛剛趕工完成的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二期的大禮堂中，冠蓋雲集；筆者親眼目睹這個歷史時刻，心情激動之餘亦百感交集，深信香港回歸祖國懷抱後，香港人終於可以當家作主了。
可惜的是，這列「高速列車」在回歸之後未能提速，反而在軌道上遇到大大小小障礙而減速。首先是1997年7月2日，亞洲金融風暴席捲泰國；不久更波及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韓國、印尼和菲律賓等地。各國面臨經濟衰退，香港亦深受衝擊，在財政赤字的陰霾、外圍環境陰晴難定之下，港府大規模投資基建和開發土地的決心亦受影響。此發展變數可謂帶點偶然性。
快車遇上沙石 重排冰火探戈舞步
而另一潛藏原因，則在於一國兩制這個獨特的制度創新。從構想到實現，制度設計者、管治執行者、機構營運者、普羅大眾，無一不是「摸着石頭過河」地走一條前所未有的探索之路。在實踐過程中碰到新問題、新情況、新挑戰，有必要持續調適磨合，一國兩制才可行穩致遠。
筆者曾撰文形容一國兩制是一場冰火共舞的契合，並非表示「一國」與「兩制」之間的水火不容，而是水火既濟（《易經》第六十三卦）。「一國」令香港擁有背靠祖國的得天獨厚優勢，「兩制」亦令本港得以保存本身的制度，是發展的基石。
一國兩制的前提正是香港與內地的制度終究有所不同，有如「冰火探戈」，兩地的發展互為影響及融合，同時亦須保持適當距離和平衡，方可保「一國」之本、享「兩制」之利，這樣才可發揮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的轉換器、中外市場的連接器和中西文化的融合器等三大功能。一旦「冰」與「火」的互動失衡，便可能令這支共舞步調不齊。
憂心青年前途 創立智庫出謀獻策
香港回歸後25年來社會及制度有不少變化；國際形勢詭變，中美博弈持續；部分港人缺乏對國家的身份認同，社會衝突與撕裂加劇。各種因素導致2012年的反國教事件、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中央對香港形勢重新評估，認為如此失控局面，已經超越特區政府班子、公務員和建制派的能力去駕馭。
中央果斷出手，於2020年6月30日，人大通過了《港區國安法》；於2021年3月30日，人大常委會通過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要求特區政府立法落實完善選舉制度。《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於2021年5月27日在立法會通過。香港社會迅速回復安寧。
回歸後的香港發展步伐放緩，可以說是既有上述不能控制的外圍因素，亦有社會矛盾的內在因素。
遙想筆者畢業後剛投身建築師行業，月薪有6000多元（那時警察「幫辦」月薪是2500元），而當時置富花園一個約500呎的單位，售價亦不過是8萬元左右，一年的工資已足夠自置安樂窩。試問今天本港除金融、地產此輛雙頭馬車以外，尚有多少新興行業可供今時今日的年輕人安穩投身？即使有，他們又要工作多久，才能負擔得起同樣的一個置富花園單位呢？俗語有道「時勢比人強」，又如孟子所言，「雖有智慧，不如乘勢。」筆者盤點平生際遇，多得益於本港經濟高速發展期；同時有感於近年年輕人上流機會減少，亦不只是個人努力與否，而是經濟發展放緩的大環境以及嚴重的貧富差距所致。
及此，筆者立志回饋社會，於2010年創立了民間智庫「博匯」，聚焦研究香港長遠規劃、土地和房屋等課題，提出了多個短、中、長期的土地與房屋供應方案。其中的「海上飛地」是在屬於珠海巿行政區範圍的伶仃島、擔杆島和萬山群島一帶，在3個現有島嶼及海域上填海造地約120平方公里，建立行使香港法律的飛地，從而突破土地供應不足的困境，重拾經濟發展新動力。
與此同時，海上飛地亦可提供配合國家戰略的「一帶一路」倡議和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所需的土地和設施，是一國兩制國際版圖的擴充。「明日大嶼願景」的交通基建，正好配合這個相等於國內所有自由貿易區最低規模的「海上飛地」建設。
博匯智庫在2018年舉辦了「新一代城市發展論壇」全港大專院校「青望杯」辯論比賽。筆者作為主辦人及唯一贊助人，深感這群新一代年輕人思巧敏捷兼充滿正能量；唯獨是在她們鋭利眼神的背後，卻流露出一絲絲無力感和無助感，心裏特別難過。
雖然今日社會局面難言完美，但絕非無可救藥，只待乘勢再起。筆者稍後會再撰文闡述對新政府期望以及建議多個關鍵策略，期盼即將上任的李家超班子勵精圖治，為本港開創新篇章，重新啟動這「高速列車」。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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