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理派不合作大塞車大折騰

數十個穿黑衫、戴口罩的年輕人，以「全港大塞車」之名，發起不合作運動，干擾港鐵的正常運行，此即「七三0塞車事件」。他們阻擋車門關閉、不斷按動緊急掣，導致港鐵列車不能按時開出，交通癱瘓超過4小時，66班列車的乘客受折騰。

乘客和社會各界頗有怨言，有乘客稱阻撓行車失民心；也有些人表示，「七二一白色恐怖」令人憤怒（註1），對年輕人的不合作運動「諒解」。

全港大塞車非理性行為

本欄向來認為，請願一類的社會抗爭，必須是和理型，在維護自由、法治的軌道上，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行使表達權。這種有序的抗爭模式，關乎弘揚香港傳統的秩序文化。

「思維漫步」專欄7月4日拙文，把社會抗爭模式，分為和理型、勇武型（註2）。後者激烈，多為「大遊行」後不肯離場的小規模勇武派，他們沒有大平台、大領軍團、明確的領頭人，甚至沒有明確的目標、路線圖；他們的游擊戰，帶有隨意性的靈活應變特點，在警方的強制驅散、圍堵中，有自衛式的抗拒或暴力，釀成街頭衝突。

「六九遊行」和「六一六大遊行」，是大規模的和理型請願，促成官方停止修訂《逃犯條例》（送中案），這是官方的「讓步」，是對上百萬人和平請願的回應，而不是對勇武型行為的回應。

勇武派之外還有非理派

抗爭的型態在變化。激烈的除了晚間街頭游擊戰的勇武型，還有白天的不合作運動者，他們不是勇武派，權稱為非理派即非理性派。

「七三0塞車事件」的參與者稱，他們是和理非。儘管他們無暴力行為，他們抗議「送中案」和「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但「全港大塞車」並非理性的。

從社會公共治理和秩序文化的視角考察，本欄對理性的意涵解讀是：

一，非暴力和不強制他人違法、違規、脫序的理智；

二，講道理、以理服人，而非恫嚇或強制他人跟隨、服從；

三，要有起碼的禮貌，尊重他人的人身自由和選擇、正視人的尊嚴。

「七三0塞車事件」和前兩次阻撓港鐵車門關閉的行為，是非理派的非理性行為。

塞車受害者是勞苦大眾

非理派必須想清楚不合作的「對象」是誰？官方的「送中案」積怨很深，「七二一元朗白色恐怖」對無辜市民的暴力，令市民憤怒；公民抗命「抗」的應是官方，不合作的「對象」也是官方。

阻撓車門關閉導致的大塞車，受害的是普羅大眾，不少是「基層市民」即勞苦大眾，要趕時間上班掙一口飯吃。眾人受困之窘，突顯非理派找錯了「對象」。

把白領、勞苦大眾困在車廂或車站，是以強制手段變相限制他人自由，損害他們的合法權利。

市民享有「路權」和交通暢順之便利，任何人不能以非法手段剝奪民眾的權利。儒家經典《論語》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果「角色對換」，非理派轉為趕上班的乘客，會接受行車被阻的行為嗎？

按比例原則行動不合理

非理派聲稱，「全港大塞車」可形成對官方的壓力。這是天真的政治假想，而非現實的「成果」。阻撓的手段，並未使官方受什麼壓力。遭折騰的，是耽誤了時間、承受改乘交通工具麻煩的勞苦大眾，並非有高級小轎車和司機侍候的高官。

就「比例原則」（或稱合理性原則）去考察，阻撓的手段，侵犯民眾的切身利益。「比例原則」源自德國的法學術語，指目的（目標）與手段的大致對稱而非大傾斜。「比例原則」亦可移置於公共治理領域。

就公民抗命而言，「全港大塞車」阻撓的手段能達到的目的，與非參與者的利益損害程度不對稱（大傾斜），便顯示其缺乏合理性、正當性。

有乘客接受電視台現場訪問，他說：「他們阻撓行車如果合理，我一定支持，現在妨礙他人上班的行為合理嗎？」

受負面影響是乘數效應

「七三0塞車事件」並沒有達到目的（官方受壓而公開回應），也不可能有什麼「成果」，阻撓的手段卻讓港鐵癱瘓幾小時，民眾深受其害，時間、金錢、精神的損害總量大，並使社會糾結更加複雜難解，這是負面影響的乘數效應（又稱倍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

塞車參與者的人力投入少，而受負面影響的乘客多，這就是乘數效應。假定投入的人力是10，持續塞車受影響的乘客不是簡單的加數（10+10+……）；或是10的4次方（或更多），即10x10x10x10＝10000人。就乘客而言，如果每人耽誤30分鐘，牽動公司的工作延後，或應約見面者的苦候時間，可能是30的2次方，30×30＝900分鐘。

有參與者回答電視台提問，稱阻撓車門關閉，可引起外國注意，促使他們向北京施壓（大意）。這位滿臉稚氣的小孩，可能只是中三以下的少年，說的是一套「稚話」，令人嘆息甚至忍不住而從眼中溢出淚花。他們在參與不合作運動之前，何不先請教老師、長輩，切勿在「廢老」的罵聲中忘記一個字：「慎」。

用頭腦思考經濟有風險

一連串和理型的大遊行及年輕人的社會抗爭，是民憤的「洩洪」，官方應切實提出緩解糾結的可行辦法，而不是一味拖、一味緝捕（眾人質疑濫捕）年輕人。

社會各界精英、本地和外國商界團體，紛紛發表公開信，呼籲官方明確撤回「送中案」，成立獨立、具國際公信力的調查委員會，調查社會抗爭事件。這原是不難接受的建議，官方卻遲遲沒有回應，市民十分失望。這正是年輕人中有持續勇武行為的主因。

不管是官方還是抗爭一方，不應走向「你死我活」的激鬥之路，應盡快展開有第三方參與的對話；在溝通、互動中，尋求「各有出路」的共生空間。

美國史丹福大學政治學教授戴雅門（Larry Diamond），最近接受紐約時報訪問，論及香港的社會抗爭應避免太情緒化：「用頭腦思考，並且有策略地思考……當下懸於關鍵一線的，是你們的自由。……我懇請這些抗爭者深呼吸，做些反思。」（註3）

社會抗爭要維護自由和法治、彰顯公義，也應兼顧民生，讓香港經濟可持續發展。香港的外國商會和國際評級機構，近日已發出經濟預警。美國商會的聲明，表示對香港短期前景悲觀；評級機構惠譽國際（Fitch Ratings）表示，香港的社會抗爭顯示市民對政府不信任，政府的效率如持續下降，將影響香港的評級（註4）。

註釋：

註1：〈元朗白色恐怖乘客孕婦被打〉。

註2：〈大遊行和理非另類者涉暴力〉，當代網2019.7.6。

註3：Hong Kong Protest Tactics: The Risks Of Radicalism

註4：Fitch Ratings: Hong Kong Protests Highlight Economic, Governance Risks

本文原題〈非理派不合作阻交通大折騰〉，原載信報〈思維漫步〉專欄。作者修改、補充後授權本網發表。

丁望

在早期《明報》曾任資料室主任、副總編輯兼中國新聞主編，《明報月刊》叢書部總編輯；70年代金庸全力修改武俠小說時，他與兩位同事兼任主筆（總主筆金庸），代撰寫社評。後來，曾任《潮流》（月刊）總編輯。政治類著作有《北京跨世紀接班人》、《六四前後：對八九民運前後的政治分析》等。文學類著作有《夜讀隨筆》、《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初夜權》、《假大空與〈雍正王朝〉》等。譯成外文出版的，有《華國鋒評傳》（加拿大麥基爾／皇后大學英文版，日本新泉社日文版），《中國三十年代作家評介》（韓國成鈞館大學韓文版）。主編的史料導讀，有《中共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一至六卷（明報月刊1967－1972），《中國大陸新聞界文化大革命資料彙編》（香港中文大學，1973）；與人合編的《中國的文學（1949－1978）》，譯成英文（Litera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出版（美國印地安那大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