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和毛澤東時代中國的饑荒

不論在蘇聯還是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們都認為社會主義可以避免長期的貧窮和饑荒。人們認為工業化和現代化是一個艱難和痛苦的過程，但是最後可以克服舊社會的各種問題。共產黨一定會帶來變化。

在蘇聯布爾什維克與「反革命」白軍的國內戰爭中，城市發生了饑荒，1918至1920年之間城市死亡率上升，幾百萬人為了活命從城市逃到農村。（註1）在戰爭的大部分時間內，主要糧食產地如烏克蘭、西伯利亞和北高加索地區均為反共的勢力所控制。各方都想對農民課以重稅來養活軍隊。布爾什維克試圖動員農村的窮人與富農作鬥爭，並強行進行國家對糧食的統購統銷，這些措施事與願違而且效率很低。（註2）最後，在「戰時共產主義」後期城市發生了危機。1921年3月，一些原先忠誠的部隊在王冠城發動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起義。這場起義之後，布爾什維克覺得有必要實行新經濟政策，將黑市合法化，用糧食稅取代糧食徵收。儘管採取了這些措施來扭轉農村的局面，1921至1922年旱災和欠收仍然造成了南部和烏克蘭地區的饑荒，導致了500萬至1,400萬人的死亡。（註3）蘇聯政府公開承認饑荒的發生，並且允許外國援助機構進入蘇聯，使1,200萬人獲救。（註4）

社會主義制度的第一場饑荒

當時俄國社會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和內戰結束時的經濟崩潰之中，我們應該在這個歷史背景下來看待這場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第一次饑荒。在1914至1921年間，俄國的農業產量下降了57%，工業產量下降了多達85%。1916至1922年間，牲畜死亡了33%，耕地面積使用量減少了35%。（註5）1922年饑荒結束，在新經濟政策時期仍有人餓死，1924、1926和1928年還出現了局部地區的饑荒。黑宮広昭這樣評論新經濟政策：「1921至1922年間，雖然人們設想出各種改善經濟的措施，但由於嚴重饑荒的襲擊，蘇聯經受了重大的挫折，饑荒襲擊了全國一半的地區。1970年代，那些將市場社會主義看作不同於蘇維埃式社會主義從而寄予很大希望的人，大力兜售新經濟政策。實際上，新經濟政策的實施情況很複雜、充滿痛苦的記憶⋯⋯生活在1920年代的蘇聯人，對新經濟政策的記憶更多的是饑餓、痛苦和辛酸，而不是歡樂。」（註6）比較難以回答的問題是，烏克蘭1928至1929年間是不是發生了饑荒。馬克．泰格談到烏克蘭那幾年的饑荒，但蘇聯官方把那個糧食危機稱為「糧食欠收」。（註7）

1928年的新經濟政策造成了一場嚴重的收購危機。農民出售的糧食低於國家的徵購計劃，因為很多農民對零售價格過低而工業品價格過高十分不滿。糧食出售佔糧食產量的比例亦下降。到20年代中期，糧食出售量僅是戰前的一半多一點。（註8）斯大林採納了周圍的一些重要領導人採取「非常措施」的建議，即使用武力強徵糧食。1929年農業集體化和「消滅富農階級」取代了新經濟政策。1929年的城市供應危機在第二年變成了農村的饑荒。這場饑荒造成了600萬至800萬人的死亡。（註9）自80年代中期，學術界對這場饑荒的原因展開了激烈的討論。有人認為，斯大林有意安排了這場饑荒，意在對烏克蘭人實行種族滅絕，以摧毀農民的抵抗（詳見第一章和第七章）。（註10）但大部分人認為，饑荒的主要原因是1929年激進的農業集體化政策、雄心勃勃的發展重工業計劃、高比例的糧食收購、糧食出口、旱災和1931至1932年的糧食欠收等多個方面。西方學者中只有泰格認為氣候是發生饑荒的主要原因。（註11）他從1930年代全球性旱災的角度看待蘇聯的饑荒，他還認為莊稼遭病害和腐爛侵蝕也嚴重影響了收成。

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推行新政，包括自留份地和自由市場的合法化。學術界有時稱蘇聯的第二個五年計劃為「新版—新經濟政策」，與第一個五年計劃相比，第二個五年計劃更多關注消費品的生產。（註12）加上1935年和1936年農業收成較好，蘇聯得以從集體化和饑荒所造成的災難中恢復過來。然而，1941年德國入侵之後，德國政府在蘇聯實行所謂的「饑餓計劃」，這個計劃最初由納粹政府的農業部設計。（註13）如前所述，為了保證向德國軍隊和第三帝國長期的糧食供應，納粹計劃餓死3,000萬蘇聯人。（註14）納粹計劃以切斷南部糧食產地與北部消費地區的通道來摧毀人口密集的主要城市，消滅工人階級集聚的中心。可是，「饑餓計劃」不太現實，因為德國軍隊沒有足夠的兵力來阻止俄國各地區之間的流動。不過德國佔領區仍然有成千上萬甚至上百萬的蘇聯老百姓因為德國的糧食徵用而餓死，（註15）另有大約330萬蘇聯戰俘在俘虜營餓死、病死，或被槍殺。（註16）大部分是餓死的，因為德軍領導層在戰爭初期對處理大量的戰俘沒有準備，他們同時覺得讓戰俘死掉，把糧食留給德軍是不錯的選擇。1941到1943年，德國佔領軍啟動了一個「餓死基輔」的政策，以消除他們稱為「吉普賽城」的城市。（註17）根據學術界統計的最低數，由於德國1941至1943年包圍列寧格勒，該城至少有75萬人被餓死。（註18）對於蘇聯其他非德軍佔領區饑荒的情況，我們知道得很少，有些學者一般性地描述為「極度缺乏糧食」，還有一些學者估計餓死或病死的人數為150萬。（註19）

中蘇饑荒有爭議

二戰結束剛剛兩年，蘇聯又經歷了一次饑荒。（註20）這次饑荒中摩爾多瓦和烏克蘭受到的影響最大。農村的死亡率比城市高得多，但產業工人和其家屬也同樣遭難。加在一起，一共有100萬至200萬人死於饑餓。（註21）1947年的饑荒在很長時間內沒有引起學術界的關注，直到最近才發表了一篇有關這個饑荒的英語的專著。（註22）二戰結束兩年後，蘇聯的農業和運輸系統仍然處於癱瘓狀態，城市工人的住房和衞生條件也極度惡劣。1947年是歷史上最嚴重的全球性糧食危機之一，中國和印度糧食嚴重短缺。（註23）戰後，很多歐洲國家出現了糧食短缺，如法國、意大利、荷蘭、希臘、芬蘭、南斯拉夫和德國。中歐國家1946年經歷了極為漫長和寒冷的冬天，在德國是著名的「饑餓的冬天」；第二年夏天又極為漫長和炎熱，從4月一直延續到9月，這使得農業生產不能盡快恢復。（註24）1946年蘇聯還發生了旱災，當年的收成與戰前（1940）相比，糧食只有64%，土豆只有69%。（註25）尼古拉斯．甘森（Nicholas Ganson）認為，旱災不是產量大規模下降的唯一原因，蘇聯政府對待農民的不良政策也與此有很大的關係。由於嚴厲的集體農莊政策和糧食的高收購率，農民對提高產量沒有積極性。（註26）很多人對這些政策非常失望，因為人們以為戰勝了納粹德國，二戰取得了巨大的勝利，政府的管制會放鬆一些了。由於糧食減產，蘇聯政府決定控制糧食消費，取消了幾百萬工人的分配卡，同時，食品開始漲價。政府同時還在出口糧食。鑒於1947年饑荒的死亡數「僅僅」為100萬至200萬，如果蘇聯政府停止出口，很多人是可以免於餓死的。美國政府也曾將糧食援助用於政治目的，但是沒有像蘇聯那樣被戰爭弄得束手無策。

多納德．費爾澤（Donald Filtzer）認為，蘇聯當時的糧食儲備足以避免那麼高的死亡率。（註27）他不同意蘇聯政府有意安排了這場饑荒的說法，但是他認為，饑荒帶來的民眾道德水平下降被斯大林主義的精英們所利用。（註28）而維特克羅夫特則認為人們高估了糧食儲備的數量。他認為，1947年的饑荒是由於嚴重的旱災和戰爭所致，與1931至1933年因「發展造成的饑荒」不同。戰爭期間沒有發生大規模的饑荒僅僅是僥幸。（註29）甘森則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饑荒的原因，他認為多重原因造成了饑荒，如政府官員的無情和政府缺乏預見、旱情、人口變化以及戰爭的破壞。（註30）衞生部和紅十字會設在集體農莊的救助站對援救兒童有所幫助，特別是在饑荒剛開始時，但到1946年秋天都關閉了。（註31）政府認為，儘管發生了饑荒，但儲備還要續進。此外，如前所述，蘇聯仍然在出口糧食，以維持蘇聯與美國進行的競爭，支持波蘭、捷克和法國包括共產黨的聯合政府。蘇聯政府將1946年收購糧食的10%（120萬噸）用於出口。第二年，出口下降了一半（60萬噸）。（註32）在一定程度的復蘇之後，1947至1948年收成中240萬噸用於出口。（註33）斯大林沒有公開承認發生了饑荒，但是與1930年初不同，這次他願意通過聯合國戰爭賠款的方式接受外國援助。

1948年以後蘇聯沒有發生過饑荒。但是中國革命勝利10年後卻發生了人類歷史上最為駭人聽聞的大饑荒。與蘇聯1930年代初一樣，中國的饑荒在經歷了內戰和恢復期後爆發。1958年，中國政府發動了大躍進，意圖是在短短的幾年時間內將中國轉變為現代工業國家。大躍進提出鋼產量要超過英國，並在可見的將來實現共產主義。1958年秋群眾運動的高潮中，農民都組織進入人民公社，吃公共食堂。1959年初，好幾個省爆發了饑荒，第二年發展成了全國性的危機。1959至1961年三年期間餓死的人數有幾種不同的統計數據，總數在1,500萬到4,500萬人之間。（註34）因饑荒而死亡的人數一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學者們認為饑荒有多重原因。如：1958年秋季過高虛報產量導致作出不現實的計劃；相對於糧食產量徵購率過高；人力大規模從農業轉向工業造成了無法應付的不平衡，再加上糧食出口和1958年公共大食堂的浪費；省級領導的激進做法加劇了毛澤東1959年夏拒絕改變政策的惡果。（註35）這些原因的前後排列也是一個很有爭議的問題。不過，與蘇聯1931至1933年的饑荒相比，沒有人認為這場饑荒是有意安排的。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惡劣的氣候本身不至於導致這麼多人死亡，「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純粹是一個託詞。（註36）Y．Y．庫埃（Y. Y. Kueh）對中國1941到1990年農業生產的不穩定性與氣候做過一個研究。他認為1960年減產70%是惡劣氣候所致，但是，如果毛澤東沒有決定減少播種面積、1959年沒有過多徵購糧食，餓死的農民大部分是可以活過1959至1961年的自然災害的。（註37）根據官方統計的數據，受到自然災害影響的土地，1959年為6.2198億畝（一畝=1/15公頃），1960年8.0374億畝，1961年8.0346億畝。（註38）1960年和1961年的旱災是1949至1986年之間中國經歷的破壞最大的災害。不過儘管有旱災的影響，1961年死亡數已經開始下降。而1976至1978年也有幾乎相同程度的災害，卻沒有出現那麼高的死亡率。

20世紀最多的饑荒受害者在中國和蘇聯，而迄今對饑荒的研究沒有關注這兩個案例，這讓人感到奇怪。饑荒理論或饑荒史研究的泰斗，如亞瑪特亞．森、斯蒂芬．戴維洛斯、科馬克．歐．格拉達或亞歷山大．得瓦爾，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是蘇聯問題或中國歷史專家，他們的著作都是關於印度、孟加拉、愛爾蘭和非洲的。他們談及社會主義制度下的饑荒，但是都沒有對這些國家進行過案例研究，也沒有引用俄文或中文的資料。在中國研究和蘇聯研究領域，1980年前沒有多少人關注饑荒問題，雖然因饑荒而死亡的人要多於斯大林和毛澤東恐怖政策和政治迫害的受害者。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以及1990年代在中國獲取官方檔案資料的便捷度改善之後，關於俄國1919至1921年、蘇聯1931至1933年的饑荒，以及中國1959至1961年大躍進期間發生的饑荒已陸續有一些書籍和文章出版。（註39）但對於這些題目的研究少於對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的「大清洗」和中國的「文化大革命」（1966–1976）的研究。蘇聯和中國在饑荒理論中的作用如此之小，這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社會主義國家饑荒研究對人們關於總的饑荒問題的理解究竟有甚麼貢獻。

註釋

1. 維特克羅夫特分析了聖彼得堡、莫斯科和薩拉托夫的死亡情況。他認為食物匱乏是這次大規模死亡的重要原因。見 Stephen Wheatcroft, “Famine and Factors Affecting Mortality in the USSR: The Demographic Crisis of 1914–1922 and 1930–1933,” CREES Discussion Papers, Soviet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 Series, No. 20, 1981, 10.

2. Orlando Figes, Peasant Russia Civil War: The Volga Countryside in Revolution 1917–1921 (London: Phoenix Press, 1989), 253–260. 關於布爾什維克對糧食壟斷的發展見 Leo Kritzmann, Die heroische Periode der großen russischen Revolution: Ein Versuch der Analyse des sogenannten “Kriegs-kommunismus” [The Heroic Period of the Great Russian Revolution: An Attempt to Analyze SoCalled “War Communism”] (Vienna: Verlag für Politik und Literatur, 1929).

3. 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 of 1927中的官方數字是五百萬；引用於 Bertrand M. Patenaude, The Big Show in Bololand: The American Relief Expedition to Soviet Russia in the Famine of 1921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7. 更高的估計見 R. W. Davies and Stephen G.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Soviet Agriculture, 1931–1933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403.

4. Davies and Wheatcroft, The Years of Hunger, 405. 很多學者認為，布爾什維克的救災活動主要集中在城市，但 Retish認為，由於政府採取的救災措施和社會主義新福利的動員，饑荒和經濟上遭到的破壞使農民更接近政府，Aaron B. Retish, Russia’s Peasants in Revolution and Civil War: Citizenship, Identity,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Soviet State, 1914–192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62.

5. Josef Nussbaumer and Guido Rüthemann, Gewalt, Macht, Hunger, Teil 1: Schwere Hungerkatastrophen seit 1845 [Violence, Power, and Hunger, Part I: Catastrophes of Hunger since 1845] (Innsbruck: Studienverlag, 2003), 178.

6. Hiroaki Kuromiya, Stalin (New York: Pearson/Longman, 2005), 52.

7. Mark B. Tauger, “Grain Crisis or Famine? The Ukrainian State Commission for Aid to Crop-Failure Victims and the Ukrainian Famine of 1928–29,” in Provincial Landscapes: Local Dimensions of Soviet Power 1917–1953, ed. Donald J. Ralei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01), 146–147.

8. Peter Gatrell, “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nge: Russia’s Age of Economic Extreme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Russia, vol. 3: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Ronald Grigor Sun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394. 詳見 James Raymond Hughes, Stalin, Siberia and the Crisis of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9. 根據 Stephen Wheatcroft and Stanislav .XO’þ\F’N\M的估計，整個蘇聯餓死了六百萬至七百萬人。1985年 Robert Conquest 作出了800萬的估計，伏爾加地區和北高加索地區大約一百萬，1930至1933年間哈薩克蘇維埃加盟共和國死亡的人數是200萬。饑荒發生於強迫游牧民定居的運動中。上述數據見 Rudolf Mark and Gerhard Simon, “Die Hungersnot in der Ukraine und anderen Regionen der Sowjetunion 1932 und 1933” [The Famine in Ukraine and Other Regions of the Soviet Union 1932 and 1933], Osteuropa 54, no. 12 (2004): 9. 儘管蘇聯很多地區都發生了饑荒，但烏克蘭損失的人口比其他所有地區加起來還多；see Andreas Kappeler, Kleine Geschichte der Ukraine [Short History of Ukraine] (Munich: C. H. Beck, 1994), 201.

10. Europe-Asia Studies雜誌對這場辯論作了很好的總結: Michael Ellman, “The Role of Leadership Perceptions and of Intent i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1–1934,” Europe-Asia Studies 57, no. 6 (2005): 823–841; R. W. Davies and Stephen Wheatcroft, “Stalin and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2–33: A Reply to Ellman,” Europe-Asia Studies 58, no. 4 (2006): 625–633; Michael Ellman, “Stalin and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2–33 Revisited,”Europe-Asia Studies 59, no. 4 (2007): 663–693; Hiroaki Kuromiya,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2–1933 Reconsidered,”EuropeAsia Studies 60, no. 4 (2008): 663–675.

11. 泰格認為，「自然災害使蘇聯1932年糧食產量大幅度下降，這是這場饑荒的主要原因之一」，Mark Tauger, “Natural Disaster and Human Action i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31–1933,”Carl Beck Papers in Russian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no. 1506 (2001): 6. Tauger 將蘇聯政府的做法與英國政府在1845至1848年愛爾蘭饑荒時的做法做了個比較：「在兩個饑荒中，政府領導人都忽略了自然災害的因素，過於誇大了人為的因素（愛爾蘭是人口過度增長，蘇聯是農民的抵抗）（頁46）。斯大林十分清楚饑荒的發生，他怎麼會忽略了這麼嚴重的旱災？這裏有意義的是，斯大林沒有以自然災害作為「經濟困難」的藉口，尤其是他本來可以利用這一點來減輕領導層對饑荒的責任。

12. Wadim S. Rogovin, Vor dem großen Terror: Stalins Neo-NÖP [Before the Great Terror: Stalin’s Neo-NEP] (Essen: Arbeiterpresse, 2000), 22.

13. 關於「饑餓計劃」見 Alex J. Kay, “Germany’s Staatssekretäre, Mass Starvation and the Meeting of 2 May 1941,”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41, no. 4 (2006): 685–700.

14. Gerlach, Krieg, Ernährung, Völkermord, 17.

15. Dieter Pohl, Die Herrschaft der Wehrmacht: Deutsche Militärbesatzung und einheimische Bevölkerung in der Sowjetunion 1941–1944 [The Rule of the Wehrmacht: German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the Local Population in the Soviet Union 1941–1944] (Munich: Oldenbourg, 2008), 199.

16. Streit, Keine Kameraden, 244.

17. Karel C. Berkhoff, Harvest of Despair: Life and Death in Ukraine under Nazi Rule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04), 164–165.

18. John Barber, The Soviet Home Front, 1941–1945: A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SSR in World War II (London: Longman, 1991), 1.

19. William Moskoff, The Bread of AfÀiction: The Food Supply in the USSR during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6; 對於150萬的估計見 Michael Ellman, “The 1947 Soviet Famine and the Entitlement Approach to Famine,”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4, no. 5 (2000): 626.

20. 見Ellman “The 1947 Soviet Famine and the Entitlement Approach to Famine,” 及Donald Filtzer, “Die Auswirkungen der sowjetischen Hungersnot im Jahr 1947 auf die Industriearbeiter” [The Impact of the 1947 Soviet Famine on Industrial Workers], in Hunger, Ernährung und Rationierungssysteme unter dem Staatssozialismus, ed. Matthias Middell and Felix Wemheuer, 59–86 (Frankfurt [M]: Peter Lang, 2011).

21. Elena Zubkova, Russia after the War: Hopes, Illus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1945–1957 (London: M. E. Sharpe, 1998), 47.

22. Ganso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46/47 in Glob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23. 墨爾本大學（澳洲）就此問題舉行過研討會“Famine and Food Crisis of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 June 11, 2010.

24. Nussbaumer and Rüthemann, Gewalt, Macht, Hunger, Teil 1, 170–171.

25. Ganso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46/47 in Glob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7.

26. 同上，頁24。

27. Filtzer, “Die Auswirkungen der sowjetischen Hungersnot im Jahr 1947 auf die Industriearbeiter,”60.

28. Donald Filtzer, Soviet Workers and Late Stalinism: Labour and the Restoration of Stalinist Rule after World War I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76.

29. Stephen Wheatcroft “Famines and Food Crisis of 1946/47,” 在墨爾本大學 2010年6月11日 “Famine and Food Crisis of World War II and Its Aftermath,” 研討會上的發言，未發表。

30. Ganso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46/47 in Glob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45.

31. 同上，頁44。

32. 同上，頁104–105。

33. Ganson, The Soviet Famine of 1946/47, 105, 129.

34. 根據1980年代初期中國出版的人口統計數據，學者們做出了不同的幾種估計。彭希哲的估計是14個省共餓死2,300萬人，〈大躍進給中國各省人口帶來的後果〉，《人口與發展》總第13期，1987年第4期，頁649。安斯利．柯勒（Ansley Coale）的估算是1,650萬人，〈中國的人口發展趨勢、人口政策和人口研究〉，《人口與發展》總第7期，1981年第1期，頁85–97，巴希爾．阿什頓（Basil Ashton）和凱納斯．希爾（Kenneth Hill）認為餓死了3,000萬，另減少出生3,000萬，〈中國1958–1961年的饑荒〉，《人口與發展》總第10期，1984年第4期，頁614，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根據中國政府的內部調查估計為4,300萬到4,600萬，（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London: Murray, 1996], 272）。曹樹基根據公開出版的縣誌統計的數據是，1958到1962年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為3,245.8萬，《大饑荒》（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頁282。馮客（Frank Dikötter）認為至少4,500萬人非正常死亡。他用曹的數字作為基數，加上根據一些地方檔案所做的估計（Mao’s Great Famine: The History of China’s Most Devastating Catastrophe,1958–1962 [London: Bloomsbury, 2010], 333）。

35. 對饑荒原因辯論的概述，見Felix Wemheuer, Steinnudeln: Ländliche Erinnerungen und staatliche 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 der “Großen Sprung”-Hungersnot in der chinesischen Provinz Henan [Stone Noodles: Rural and Official Memory of the Great Leap Famine in the Chinese Province of Henan] (Frankfurt [M]: Peter Lang, 2007), 6–8.

36. 當今中國大部分學者同意劉少奇主席1962年用一個農民的話所做的估計，

即大躍進的失敗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輯：《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卷15，頁88。中國學者金輝認為，從120個水電站的數據看，1959年到1961年中國遭遇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績以來最為嚴重的旱災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他認為，1959和1960年糧食減產30%是由於大躍進的政策造成的，〈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社會》1993年第4期； http://www .usc.cuhk.edu.hk/wk.asp; accessed May 10, 2010。另見楊繼繩：《墓碑：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紀實》（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8），卷2，頁576–587。

37. Y. Y. Kueh, Agricultural Instability in China, 1931–90: Weather, Technology, and Institu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260.

38. 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部計劃司編輯：《中國農村經濟統計大全（1949–1986）》（北京：農業出版社，1989），頁354–356。

39. 關於中國大躍進的詳細論述，見Kimberley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Introduction,” in Eating Bitternes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Great Leap Forward and Famine, ed. Kimberley Manning and Felix Wemheuer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11), 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