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殺的經濟分析

生命的價值如何量度？經濟學家從前曾以未來的一生能賺多少錢作標準，但這顯然有缺點，有些人已經退休或根本不想工作賺錢，但他們會認為自己的生命已無價值嗎？近數十年來，經濟學中早已用另一觀念代替上述的標準，新的方法是看看當事人若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最多肯付出多大的代價去保住性命。

對於那些經詳細考慮仍然決定要離開人世的人，政府干預的空間幾乎並不存在。政府要針對的，應是那些生命本仍燦爛卻因情緒問題而造成自殺的人。但政府或社會可做什麼？

朋友——走出自殺困境的要素

從幾天內便連續有幾宗學生自殺的個案看來，他們之間互相模仿的機會很大，世衛報告中也指傳媒煽情的報道會對自殺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但在香港要傳媒自律克制恐怕不是易事，就算主流傳媒肯合作，網上媒體或社交網絡也不會買賬，我在報上讀到中大精神病專家李誠教授的訪問，他的一個觀點我不但認同，甚至時常掛在口邊。

網上平台的出現，表面上是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讓網民可以自由接觸到更多不同的觀點，但實際效果可能剛好相反。在真實世界中，我們不可避免地會碰到很多與己意見不同的人，面對面的交流互動，使我們較易學到包容，但在網上的虛擬世界中，因為大家往往不知其他人是何方神聖，自己的身份藏而不露說什麼也不用負責，言詞較為偏激，互罵是常態，容易黨同伐異，慢慢地只願沉溺於一個同聲同氣、相對較安全的小圈子中。這種小圈子不但使他們的思想更封閉，視其他人的觀點為充滿邪惡的陰謀，同時也會太受自己常到訪的平台的言論所左右，失去獨立的判斷力，一旦煽情的自殺新聞遇上感到挫折的人，後果不堪設想。

政府有能力改變網上生態嗎？我很悲觀。某些主流媒體可能會願意減少煽情報道（每年近900宗的自殺案也不見得宗宗有報道），但並非每個媒體都肯這樣做。減少社會怨氣嗎？這可能有用，但我們也要注意到，近十多年來怨氣增加了，但自殺個案卻從2003年高位逐步下降至平穩，這顯示怨氣對自殺的影響可能並不大。教育局多派心理學家或社工到校園輔導？這或許有效果，但我從前管理過科大商學院數千名本科生，也遇過好些情緒低落的學生，甚至是自殺的個案，感到最難解決的是，當某學生出現了情緒問題，他很可能在大眾的視野中消失，有資格及專業知識輔導他的人未必察覺到他的存在。

我相信朋友或親人的幫助作用可能更大。1967年香港暴動過後的幾年，港英政府突然用上大量資源鼓勵學生參加唱歌比賽、舞會、夏令營、工作營等等課外活動，以耗掉他們過多的精力，但效果之一便是健康的群體活動增加後，學生多了朋友，也變得更快樂一些。今天特區政府或許也可參考此故智，朋友是減少自殺的重要因素。

原文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封面圖片：Pixab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