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立「法」與人權保障

管仲立「法」，目的是為治理社會重新建立一個人權原則。後世對戰國法家的誤解，稍後再補述。管仲所立之「法」，在〈管子‧七法〉篇清楚說明，再了解春秋當時時代背景，便明白管仲立「法」的原意了。

嚴刑峻法已有悠久歷史

〈周禮‧秋官司寇〉記有「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治亂世，用重典」一語，由此而來。而所謂「典」，就是刑法書，典出自堯帝時的《堯典》，舜帝接位後更替成《舜典》。

至周朝時擴充至《呂刑》，共有3,000條刑例。〈漢書‧刑法志〉便寫着「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蓋多於平邦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

嚴刑峻法本來就有悠久歷史，並非法家的主張，相反，法家只是希望重新建立一個人權原則，抵銷嚴刑峻法的人治。所謂重新建立，即是中國在更古老的時候，在帝制出現前，即是《道德經》4章所說「象帝之先」的年代，已經存在這人權觀念，就是在社會中，群居的每一個人都得到生活的保障，保障謀生權，這便是「信」。〔請參閱本網站內拙文：〈中國古代社會一體論與全民保障「信」文化〉〕

禮制帶來刑罰

自進入帝制時代後，以上尊下卑的禮制作統治，人民及臣下必須服從君主，五刑重典便由此而來。在古代簡單的農業社會，人民只要可以自食其力，根本很少會幹出為非作歹的事，若是單純講治安，是毋須用到五刑的。夏商兩代，雖階級不平等，但這「信」的生活保障仍然存在，社會亦由此而得到一定的治安。

周朝行封建帶來一個突變，諸侯分封，變成多地主制。同時，「信」文化亦出現變化，人民耕地由商時之70畝加至100畝，以增產形式自我備糧作自我生活保障，以及賣糧來換取生活必需品。周朝生活已轉向市場制，同時亦造就商人牟利而坐大形成財權，貧富懸殊出現。

諸侯不善政，影響農民生產，引出經濟問題，經濟問題造成社會問題，諸侯加強治亂手段只有用刑，人治情況嚴重。再加上諸侯互相攻伐，慾求壯大自己財富，人民苦不堪言。當時低下階層受着政權財權兩方面雙重侵害人權，這便是管仲所面對的社會。

管仲保障人民謀生權利

管仲立「法」保障人權，實現出來，就是「以正治國，以奇用兵」。這人權保障是雙重的，除了保障人民免受刑的不公平對待外，同時亦保障了人民的謀生權。管仲立的「法」，在〈管子‧七法〉篇便有詳細解讀了，說「正天下有分：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這所謂「七法」，就是七重社會治亂的原則，以使天下回復公正。

「七法」之首就是「則」，〈管子‧七法〉接續說「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

其中最重要一節說「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這個「均有」觀念，並非平均主義，也不是共產觀念，因為平均主義與共產觀念都是人設定出來的，而這「均有」觀念是非人設的，是自然的。在大自然中，萬物所均有及共享的，只是依賴自然環境而生存的謀生機會，各自所得的沒有所謂多沒有所謂少，而是適量生存，此所以見自然界中萬物生存。這自然界中萬物生存，就是萬物所享有和「均有」的生存權或謀生權。而說「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即是人也享有和「均有」這謀生權，這明明白白就是一個人權觀念。

管仲再說「未嘗變也，謂之則」，這個萬物生存權其實一直都沒有改變到，應該是一種大自然的原則。管仲提出這人權觀念，一定不是沒緣沒故，這足以反影當時人權是如何之受到威脅和損害，而這大自然的原則，應該重新引入回社會，作為社會久存的原則。

中國古代政權觀念，在非帝制時已經形成，政權在社會上是處於一個特別位置，它掌有權力，這權力只是用來保障每一個人都能夠生存，當初並沒有私人的特權存在，因為在數千年前，生產仍然十分原始，生活仍然十分簡單，不分上下，人人都要生活，人人都要勞動，根本沒有甚麼享受及特權可言。

及至帝制出現後，不用勞動的特權階級才逐漸形成，經歷千多年的演變，政權由帶領社會生活，變成管束社會的角色，逐漸失於政事，即所謂「不善政」，導致社會亂象叢生。及至管仲，才重新提出這人權觀念，作為施政原則，這個便是「權力社會責任」觀念。〈管子‧霸言〉說「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這個保障人權的施政原則，可以用一句「以人為本」來定義。

〈管子‧七法〉再進一步說「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鉉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說出政權欠缺這「以人為本」原則施政，猶之如用一把秤，只有秤杆而沒有秤錘，根本是沒法平衡。社會便猶之如用一把秤，人能力的差異就用秤來平衡，使所有人都能夠生存。這秤錘在古代就是稱為「權」的東西，政權在社會這把秤上移動這個「權」，至合適位置時這把秤才會平衡，這便是管仲「權衡輕重」調節市場解決貧窮問題的手段。權力的原意就是從這政權的社會意義而來。

「七法」餘下的「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都是以「則」這「以人為本」原則為基礎，原則定了，「七法」便容易理解了，一切從「以人為本」出發。

〈管子‧七法〉說「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

所謂「象」，有了「以人為本」原則，才有觀察所有一切「論材審用」的準則，建設社會。所謂「法」，有了「以人為本」原則，人人生活是否得到保障，才有了「治」的準則。所謂「化」，有了「以人為本」原則，才有「變俗易教」安於生活的準則了。所謂「決塞」，有了「以人為本」原則，才有「敺眾移民」人民安於接受管治的準則。所謂「心術」，有了「以人為本」原則，才有「治民」令人民追隨的準則了。所謂「計數」，有了「以人為本」原則，才有了整盤社會計算概念，有了如何「權衡輕重」調節社會的準則。

總結說來，有了「以人為本」原則，一切便可以擺脫了人治。管仲立「法」保障人權，不但只在於保障人的生存權，而且還是制約政權的一個原則。這對法家主張嚴刑峻法的誤解相去十萬八千里。嚴格對政權的要求，都反映在「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這句說話中。

「法」成為君主統治人民手段

管仲百年後，時至老子，老子所面對的社會情況比管仲面對的還要差很多倍。老子認為時局之變壞，人權受侵害之嚴重，是出在「禮制」這一封建制度上，《道德經》38章清楚指出「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追求新制度的探索，認為「上尊下卑」帝制之階級不平等，同樣是違反自然，在管仲「以人為本」這自然人權準則上，追求更加平等的自然。老子說「道法自然」，即是社會制度以自然原則為原則，這便是「道法自然」的所謂「法」了。

可惜到了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歷史進入「以君為本」時代，對政權制約的觀念消失了。之後讀書人理解《管子》出了180度轉變，只把所講的「法、術、勢」，變成了君主統治人民的手段，把《管子》理解成一本以資君主統治的書。

研究歷史，不單只在探索歷史錯誤，而是從歷史教訓中，找尋現世可以借鑒的地方。「法」觀念之重要，在於清晰認定一個原則。經過漫長「以君為本」時代的今天，很多「以君為本」時代所形成的傳統概念，仍然主導着世人的思維，縱使有了平等觀念，但實現起上來卻十分含糊，就是原則沒有確立，更何況建立共識呢？舉例說，何謂公正？沒有保障謀生權這「以人為本」原則，何來公正。欠缺這「以人為本」原則，現今所定義的人權觀念根本難以保障人權。現在經常發生公民抗命，可說是欠缺這「以人為本」原則造成矛盾所致。「以君為本」時代所遺留下來很多問題，如不平等問題、貧窮問題、非法移民問題、甚至戰爭問題，都可以歸咎於欠缺這「以人為本」原則所致。現今已進入了民主時代，有必要把這「以人為本」原則，融入現今的人權觀念中。

曹鴻輝

香港出生，1977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物理系及1983年於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取得電機系碩士。早年經商，及後轉而從事翻譯，並多年來私底下鑽研《道德經》、《管子》、《莊子》、《列子》、《關尹子》、《孫子兵法》、《黄帝内經》、《孟子》，主力探索中國古代社會結構，重構中國古代「以人為本」政治經濟模型，並探古知今，從《道德經》總結出「權力社會責任」保障「基本人權」理念以達至社會和諧，且從老子「知其雄，守其雌」及管仲「權衡輕重」，創建出「基建社會企業」構思，以彌補自由市場的不足，解決貧富懸殊及人權問題。現為無名出版社社長、大同會社社長、管子研究學會會長及老子文化協會會長，本着老子「玄同」精神，推動發揚中國古代文明，化解現世紛爭，著作有《老子‧道德經‧道法自然》、《道之華而愚之始》、《道德經2010》、Daodejing Awakening、《絕處逢生》、《有德司契》、《遵道貴德》、《為天下谿》及《廉而不劌》等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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