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中央管治不好香港？

香港回歸22年，為什麼許多人「人心不回歸」？很多人墨守繩規固定思維，對香港英管治的舊框架被片面理解認為是不可觸犯的「資本主義制度」。五星紅旗與香港區旗插上後，歷任香港政府班子，以及長期掌管香港香港事務的中央官員都將舊框架「神聖化」。基本很少考慮在「一國兩制」的大框架內，如何利用「一國」之優勢，最大可能的發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活力與靈活性，並且大膽地與大陸、特別是華南地區大型基建展開合作。他們不懂得利用大市場模式，發揮創造性的作用。對於教育、文化的深度交流，也不敢名正言順，理所當然強化「一國」「兩地」的融合與滲透。愛國主義精神的傳播、中華文化教育的交流，太多的被各省來港招商引資淹沒。中華主體文化沒有規劃和系統考慮，其結果。反而是讓碎片化的港式文化在大陸泛濫，並且成了次文化新潮流。

反思回歸後某些「偏差」「錯誤」， 「主導方」首先要檢討反省。其次，對香港管治者的政績應進行剖析找出根源，同時也對舊香港歷史頑症診斷，挖掘英美勢力切入操控的教訓。這些都必須同時同步進行。習近平主席針對國內干部隊伍思想教育曾經提出：「深入查擺問題，深挖問題根源，自我剖析觸及了痛處」，應該「不顧忌身份，不隱瞞觀點」，「提意見開誠布公」；又主張脫去「隱身衣」，捅破「窗戶紙」，批評不留情面。雖然針對的對象不同，但此舉為國家民族未來大局，在分析與求證過程，也應該脫去「隱身衣」，大膽捅破「窗戶紙」。

因為中央是締造和執行香港「一國兩制」的主導方，那麼，北京相關官員的指導思想、工作思路，及其工作「效果」和「後果」，當然是評價「主導方」工作得失與對錯的「質檢品」和「參照系」。

統戰工作失敗

一、首先，中央對回歸前後香港主體和社會各階層的評估、認識都不夠全面，最重視的只是大中財團，也包括英美企業。簡單認為，穩住工商界，就穩住香港。「悶聲發大財」是港人印像最深的名句。朱總理罕有誇獎港人，他表揚小超人李澤楷是新經濟的翹楚，卻不知其人只是資本玩家。溫總理非典（沙士）後算是探訪幾位平民家庭。但，坦白說，大多數人對港人的總體印像僅是富裕城市中勤力的工作者，居民也是優裕的生活者。其實，香港中下層居民的民生、民怨長期吹不進港澳辦與中聯辦官員的耳朵。香港有數十萬最底層大眾是在非正常居所、天台屋、蝸居中苟活。上百萬青年沒有合適簡單居住條件，不能結婚，不敢生小孩。香港房租是世界最貴城市之一。香港絕大部分家庭居住面積是50-60平方米以下，很多更只有30平方以下。100米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在香港已稱之為豪宅，現在這類小豪宅最低市值都要1000多萬港幣。從九十年代以來，20多年間房子市價最少漲了五至六倍，中高檔的足足漲了十倍以上。這期間，一般工資漲不到一倍。現在香港社會兩極分化日趨嚴重，佔人數比例最高的中產現在日益相對貧窮化。

二、20多年來，金錢地位+愛國口號是當然的統戰對象。其他的專業人士、精英人士、甚至社會賢達，比較有貢獻的人大部分成了沉默的一群。很多身負「統戰任務」的人員，日常工作重點變成圍繞立法局和區議會的選民選票團團轉。幾年前，某退任大學校長，最後一次參加全國政協拿回一大袋文件，意興闌珊。他說，對國家的發展很高興。但現在對「人」的態度愈來愈形式主義，乾巴巴，沒感情，太功利。十年前，有一位學者，研究香港問題寫了幾篇文章，某高層領導看後覺得不錯，是否考慮「入政協」。後來跟進的人員說哪怕是條件優惠，還是需「捐贈」3000萬（絕非入私囊）。搞得熱心人和當事人很尷尬反感，因為學者一是沒錢，二是不願意。

三、統戰工作如果只是個人小得失，可以諒解是小誤會。對待特別重要的人與事，就要謹慎認真。對待普遍性的社會現像更應該進一步深入思考，妥善應對。特別是關係到「民心」和大眾傾向性的問題。記得江主席2000年10月27日在北京時，一位年輕女記者提了一個雖淺薄卻尖銳的政治問題。官方斥之為“simple and naive”，意即幼稚、愚蠢。但是，問題在於作為有智慧的高層，更應該尋找此類人群「愚蠢」的根源與原因，並且教育說服這些年輕人，使這些青年記者提高認識水平，最少保持愛國愛港的基本立場。只有做到香港青年好，香港才能好。由於西方思潮影響和歷史的偏見，普遍港人需要接受長期有耐心的教化與正確影響。我們要承認對港人潛移默化，缺乏耐性，缺乏周總理那種寬宏包容+魅力智慧的素養。但，有關當局一定要做到不「為叢驅雀，為淵驅魚」。

教育失敗造就暴力示威

四、這次「反送中」以暴力「違法達義」為旗幟，舉旗生力軍是學生，是青年。鄧小平九十年代感慨改革開放以來最大的失誤是教育。香港回歸後，教育也是出了嚴重的問題。香港特區政府基於對「兩制」片面理解，忽略輕視國民教育。首屆特區政府主導的「教改」脫離了社會訴求與廣大教師的意見，外行領導內行，過分偏重教育管理的形式結構，套用時髦的「通識教育」，根本上沒理順教師隊伍與政府的良好合作關係。甚至，由於表面政治觀念不一致的膚淺之見，排斥了大部分教師隊伍。更加可笑的政府官員帶頭弱化、扼殺了中國歷史課教程。

五、除了香港廣大中小學教師，還有香港原本一些民主派人士，本來也是香港愛國戰線的主力軍之一。眾所周知的原因，30年來與國家、與政府漸行漸遠。香港保釣團體，承接70年美加華人、台灣同胞「保釣」的主力棒。但這20多年來，香港保釣團體不被中央放在心上。更被中聯辦邊緣化。保釣烈士陳毓祥原從事傳媒及教育工作，早年曾是被培養為「治港」後備人才。在釣魚島犧牲後，政治與外交的層面需要被看得太高，國家主體利益與民族感情卻放在一旁。陳毓祥生前死後的境況讓香港許多真正的愛國人士心裏發涼。

這次香港暴力示威有四大黑手，想不到其中一位原是「保釣」幹將，反對美軍侵略伊拉克的示威積極分子。非常悲哀，此人因為個人的思想和政治偏見的扭曲，主動成為中美戰略衝突的美方助戰團。樹大有枯枝，1000年前有投降，100年前有漢奸，現在有，今後還是有背叛國家和人民的人。但是，中國與香港的執政者，總希望在國家面臨重大考驗，民族接受危機的挑戰時，無論普通國民還是民族精英，都必須是與14億同胞同仇敵愾，團結戰鬥戰勝國際霸權的欺凌和挑釁。

董建華管理缺陷

六、痛定思痛，中央曾被所謂「香港高度自治」誤導並過度自我約束，香港的管治團隊同樣片面理解。且過往習慣於聽命倫敦唐寧街，在需要勇於承擔之時，卻先天性缺乏戰略性與整體規劃思考。從董建華、曾蔭權到梁振英，因為缺乏中央政府直接代為大謀劃小安排，顯得格局太小而左右為難。

董建華先生此次選定為國家榮譽稱號建議人選，（全國28人之一），可見國家和人民對他評價好，信得過，很多港人也讚賞他的功績。

下面二件案例，卻可看出香港特區第一屆政府之管理缺陷。

1.董先生考察以色列高科技，小超人李澤楷同行，董先生同意李澤楷建議，零地價拔出港島寶貴的一片地，建設「高科技」基地數碼港。「數碼港」建成，卻成了高價豪宅和高級寫字樓。政府從豪宅及寫字樓比例分成也算是「拿」回地價。但是造成兩種不可挽救的大損失。一是董先生公器私授引起非議，香港公平競爭商業生態受到重傷。二是喪失了香港戰略經濟升級的重大機遇。香港本可成為亞洲IT新產業中心，結果又變成超級大地產項目。現在數碼港豪宅從每平方米十多萬元漲至幾十萬元一平方米。小超人「零成本」完成這一項目，並注入他個人掌控的盈科公司。盈科即從幾億元資產的空殼公司，變成幾百億的上市公司。小超人獨立於李嘉誠先生成功崛起這不是一件簡單的資本市場「奇跡」的事件，它不但影響正常的市場信心，還釀發香港社會一場不大不小的政治經濟危機。不知是小李先生自己做（？）或者被英資大東電報公司「套入」一個局。大東電報一向是高派息的公共事務產業的穩健公司。

九七回歸後，它在全港固線電話經營商的經營專有權將到期，此時手提移動電話正興起，政府肯定是分出幾個經營權。此時此刻，小超人利用盈科全面收購大東（俗稱8號仔）。每股13多元一半現金一半股份。當年街面流傳新加坡電訊要來競爭，引起中央與港府「著急」要為8號仔收購保駕護航（當年據說上升到香港電訊安全及國家安全的層面）。李嘉誠先生為兒子擔保，中國銀行組銀團借出1000億港元做過渡貸款。大東電報英資大股東輕輕鬆鬆高位套現幾百億港元，避過了後來大東市場價值大跌之禍。大東那些不知進退的小股東與盈科新加入的香港市民大眾小股東，卻付出1000多億代價接了盤。當年小超人注資控股盈科空殼公司，每股0.03元，數碼港項目注入後每股升至若干元。當股價升起十多元後，以13元左右全面收購大東電話，此時8號仔（改名盈科電訊）曾經暴升至30多元，入市者當然都是除了原大東大股東和小李先生本人之外的香港大、中、小股民。

維港的煙花很璀璨，卻很短暫。大東電報業務不久破局，8號仔一路插水跌至原大東收購價13元左右。小李先生又以低於10元發行一批新股，掠水幾十億。但是後來暴跌至5至6元，又跌至1元左右。這時又來個五股合一，最後是五合一股市價1元有多。數十萬香港股民迎來一次大洗劫，1000多億的公司剩下零頭。大家只把怨氣怨火燒向小超人，殊不知另一個最大得益是英國佬。

2.董先生的政府在另一大事件又表現出性格軟弱和管理能力不足。眾所周知，香港「高地價是回歸前港英政府聯同滙豐銀行為首的港英銀行聯手鞏固統治香港的高明手段，也是『水蛭』無痛向市民吸血的英明措舉。」（參見筆者〈香港與大陸：從有界到無邊──第三只眼睛看一國兩制〉，原刊《信報》月刊2010年7月份 ）董先生上台後，好心好意推出「八萬五」每年新建屋計劃。後來此計劃因天時地利不合徹底失敗。現在回想，失敗不是「初心」不好，而是缺乏集體團隊（甚至國家層面）的長期規劃，沒有將此事變成政府的意志與執政團隊集體的力量。所以，後來的接班人無論曾蔭權還是梁振英 ，都急於與「八萬五」撇開關係糾葛。這不單是董建華被「行之有效」的高地價政策打敗，而且是幾乎全港人民夥同地產商大家異口同聲打倒「八萬五」，擁護「高樓價」。當然，我們現在同情董先生是因為許多香港人包括部分公務員，都被號稱「香港良心」的陳方安生迷惑忽悠擾亂，大家的批評變成無的放矢，干脆亂放箭。不管香港特區政府做的是對是錯，都不分青紅皂白亂批評。

七、朋友間閒聊說，誰當特首都不容易，因為真正意義上中央不主動管事，香港的人與事又特別複雜，中英美三巨角力，美國又太霸道，英國人又深沉奸猾，中國官員教條生硬欠承擔責任……還有富裕的香港實際趨向相對貧窮，民怨叢生。當特首的，往往是明槍易躲，暗箭難防……董先生「腳痛」下台，曾蔭權吹哨上任。開始我們擔心香港管治蛻變為「公務員黨」專政。後來曾特首雖是「打工仔」心態，但也樂於與廣東省官員良性互動。九年前，我在〈香港與大陸：從有界到無邊──第三只眼睛看一國兩制〉一文中分析過前特首曾蔭權面對香港三大政治群體的壓力與困局。「反民主派多屬於親西方兼具現代政治意識的人群，以民建聯為首的所謂愛國愛港追隨的是民族利益和大陸路線。奇怪的是這兩派人馬實際上都不滿當時的特區政府及其施政。前者只追求民主的形式；認為特區政府只是北京的傀儡。後者反感『舊日的電燈泡』仍在香港發出刺目的光芒。高官的大多是港英培養出來的接班人，雖然換了國旗港旗，意識上仍不對勁。二者對曾特首其實都不滿意。順便說，這二班人馬也不懂得經濟，所以對政府施政也只會批評卻少有建設性提議。代表商家利益的自由黨及各行各業利益的功能議員，都是局部、本位微觀經濟的高手，缺乏全局全社會的整體利益和戰略思考。在這三大政治派別的背景下，言為心聲，曾特首『打好呢份工』雖然叫一般人反感與費解，其實也是無奈的心聲。假如曾特首要做一個有為的政治家，（而非小政客），他內心的空虛與苦悶又使他發出『孤獨的推銷員』之哀鳴。」

我多少同情曾蔭權的遭遇。他本人最值得肯定之事。

第一個肯定是在中央和董建華先生支持下，夥同任志剛、許仕仁大概還有梁錦松勇於承擔，大膽出擊，擊敗回歸初期索羅斯借亞洲金融風暴阻擊香港股市港幣滙率穩住香港金融結構，索羅斯為首西方金融投機家大敗而歸。

第二個肯定是他任期間，排除陳方安生為代表的舊官僚集團阻撓粵港合作的障礙，積極與廣東省各政府部門溝通互動。社會傳聞說，得罪索羅斯沒好下場；老港英殘留予現在新港府內部的政治打手（包括司法、廉政部門）也抓住曾蔭權在深圳的廉租豪宅和澳門之旅吃喝這類「小節」大打出手，甚至起訴入獄。大陸方面也怕惹上「干預」、「偏袒」是非，對此沉默不表態。坊間好事者也「反證」質疑梁特首涉嫌澳洲公司數千萬「利益」，中方依然不正面表態，港英的老夥計卻明顯放過了梁特首。

八、梁特首日子不好過當然是任期內的佔中事件。該事件原來的「起因」是香港青年效法華爾街反對1%金融霸權的抗議示威。據悉，「佔中」原來是要反對香港「地產霸權」。時至今日，人們都不知曉反政府大舞台的背景主題是如何被「高手」巧妙改變與轉移？！

香港的「深層政治」水似乎非常渾，又清澈見人非常深。北京與香港政府不能被動隨笛音起舞。香港要解決人多地少問題，粉嶺大片高爾夫場土地可解決幾萬家房屋，卻為幾百位「球友」之樂，反對建房屋，美其名是「影響國際資金人才來港投資」的大理由。計劃填海造地，又被套上破壞「地球村環保」大罪。提出新界的「棕地」及郊野綠地又責罵破壞「美麗的郊野花園」……真正的問題在於：改變香港高地價高房價的政策與措施，損害了香港一連串利益共同體的「超級穩定結構」，可憐可悲的青年們、社工們、非政府組織的積極參與者們！亞門。

時至今日，香港已沒有退路！香港的舊產業舊優勢舊框框舊思路正把香港的新發展、大改革之路堵死。勸告香港的年輕人，你們的出路不是現時能否 「直選」，在於新香港要學習、參照深圳未來30年的大規劃大發展。只要香港再展雄姿，與時俱進，支持參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香港特首真正的「直選」一定到來，並且會更快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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