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尋租」活動在香港越見氾濫？

世界各地智庫組織經常發表各種有關香港經濟的評估報告，而其中結論又往往互相矛盾。瑞士洛桑 IMD 5月底宣布香港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溫哥華 Fraser Institute 及美國 Heritage Foundation 又在各自發表的報告中，繼續將香港評為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但在倫敦 EIU2014 年推出的「裙帶資本主義指數」（crony capitalism index）中，香港卻高踞榜首。同一地方何以會有此南轅北轍的評級？

 

全球「裙帶資本主義」經濟體之首，豈能同時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箇中矛盾不言而喻。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有賴政府充當持平的公證，確保公平競爭，並且維持低市場門檻，促進市場參與，無論各行各業的大小機構都能在公開自由的原則下競爭；相反，「裙帶資本主義」須靠政府褊袒部分企業，市場參與並非一視同仁，不再是公開、自由的競爭。

 

究竟香港政府是否已由不偏不倚的公證變得傾向偏袒作風？

 

 

自從麥高樂（Hamish MacLeod）出任財政司（1991—1995年）開始，香港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緩慢地開始一點一點地淡化，不少市民覺得香港的經濟機遇今非昔比，更有人認為「尋租」（rent seeking）之風越趨旺盛。

 

時下一眾大學畢業生慨嘆社會向上流動性大不如前，加上寫字樓和商舖租金昂貴，令創業難上加難，有人認為尋租活動的出現，導致個人收入增長放緩。

 

政治方面，在年輕世代眼中，建制派政客不但是尋租者，也是助長裙帶主義之徒，反對派政客則多屬只求選票罔顧一切的機會主義者；年輕一輩中公然表達不滿和怨氣、亟欲民主改革能遏止裙帶主義乖風者漸多，矛頭直指社會精英，尤以當權派為甚。

 

各界精英和當權派的名聲下滑，並非香港的獨有現象，美國社會早已開始不信任華府政客和官員。民間對社會精英及當權者的抗拒情緒一般來自社會不公義、不平等、不均和貪腐引起的怨氣，並非只因尋租活動；但尋租畢竟是裙帶資本主義的核心所在。

 

我認為本地部分年輕一代有如此觀感不無道理；可惜他們往往未明尋租活動崛起的原因，而對於現今尚算温和的尋租活動動輒義憤填膺的行動，未免略嫌過火。

 

 

且看看 EIU 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量度方式。EIU 採用統一且可重覆使用的調查方法與及通用準則，持續收集各地相關資料，加以對照、分析。

 

有關調查只量度有利於尋租活動的經濟狀況，換言之並非直接量度尋租活動。EIU 所採用的量度準則，是業務受政府規管程度較高的行業在整體經濟所佔比率；估計受政府規管程度愈高，愈傾向於出現尋租活動。

 

回顧歷史，各地政府往往以維護公眾利益的名義，立法規管建造、房地產發展、金融、媒體、運輸、公用事業等行業，並與業界亦定期商討如何釐定規管措施，部分國家的政府更把有關行業國有化。

 

談判結果和達成的規管措施，每每決定行業的競爭程度、經濟租金的多少，以及何者會得享多少經濟租金；例如由僱主、僱員，或第三方瓜分經濟租金；至於虧本的國有企業所牽涉或由前述某方得享的經濟租金，則多會是由納稅人承擔了。

 

要依靠裙帶關係者，應從受政府規管程度較高的行業中圖利；規管程度較低的行業，由於競爭程度偏高，相對經濟租金甚少。

 

華爾街近期因企業裙帶風氣熾烈備受譴責，其實不足為奇，皆因金融業正是受政府規管程度最高的行業之一。各地政府在採購方面的積習，亦久已成為貪污賄賂的隱憂所在。至於發展中國家及地區，海關往往是貪污弊病的溫床。

 

矛盾之處，在於不少裙帶主義的抨擊者，都希望政府加強規管，以防止貪污和杜絕尋租，殊不知執掌規管事宜的官員與商家之間，卻存着最容易產生尋租活動的關係。

 

有人以為民主制度下的政治透明度足以制約尋租活動，並減輕裙帶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效應。我向來認為此一觀點未免過於天真，因只聚焦透明度和問責性會加重尋租成本，但卻忽略政府規管措施愈多，只會增加經濟租金與及尋租動機。

 

此外，尋租活動並不限於組織性強的企業，同時亦在不少專業、行業盛行。此類業界擅於游說，通常以許可證規定、最佳實務或行為守則等方法設立入場屏障，操控市場運作。

 

為弱勢社群請命的各類倡議團體，不乏出於自利而以政府資助及轉移作為職業報酬或事業階梯，在這一層面，同樣可視為一方面為市民，而另一方面為自已利益的尋租團體，聲稱為民請命是他們旳理念，只是意識形態而已。

 

 

一般情況下，政府規管措施愈多、大政府，都會產生更多的經濟租金。EIU 設計裙帶資本主義指數的理念基礎，正正在於此一因素，而非民主制度或政府透明度。

 

若時光倒流，用指數來衡量1980年的香港，其裙帶主義的評分是否會較現時為低？

 

我估計這會是基於經濟、社會、政治方面的數番轉變。

 

首先，自1980年起，經濟中的工業成分不斷改變：製造業日漸式微，服務業則日趨興旺。香港製造業以出口為主，自然成為環球經濟中合理利潤的追隨者，而非本土經濟的尋租者。

 

不少服務業受較高程度規管，是以尋租活動範圍隨之擴大，生產者服務業的發展，亦帶動各種專業及行業需求增長。政府嚴加規管的行業如金融、房地產發展、運輸等佔整體經濟的比率亦得以擴大。在結構轉型的帶動下，香港經濟傾向尋租。

 

其次，九七前後的政改，對各類新團體和新選民均產生賦權作用。立法會及區議會引入議會選舉，既減輕企業、專業，以及其他非政府利益團體、政黨的組織成本，有利尋租，這亦開展了透過政府規管為尋租活動製造新機遇的途徑。

 

舉例來說，最低工資立法將資源從僱主轉移到僱員手上；強積金將資源從大眾轉移到金融業手上；強制樓宇維修則將資源從業主轉到維修工程界，如此類推。

 

上述各種轉移既不必在政府財政預算中作出安排，亦毋須經由任何額外政府開支負擔；成為在政府財政預算以外，透過政府規管以產生經濟租金的新路徑。由規管而生的尋租在香港如此普遍，其中一個原因是《基本法》訂明量入為出、收支平衡的原則，難以增加財政預算。

 

由於牽涉政府對市場的規管，政制改革於是助長了尋租活動，可供爭取的經濟租金總額相信已隨之增加。此等經濟租金可在政府預算以外取得，無疑是政府規管措施一手造成的轉移。

 

 

第三，本地就業人口中，愈來愈多受僱於部分財源來自私人捐獻及公共開支的非牟利社企，皆因牟利私營企業轉用高科技，改善生產力，毋須僱用大量人手；而且人壽日益延長，已退休者每以較低薪酬，在社企繼續工作。

 

非牟利企業的營運宗旨並非以效率掛帥，又容許職員、服務對象以至第三方分享所得政府資助金及私人捐款，企業職員因而往往有可觀經濟租金可圖。在西方國家，教會即屬歷史最悠久兼不以高效見稱的非牟利社企之列。

 

無論建制派或反對派之中，均有部分政黨慣於尋租，將經濟、政治、社會利益作自利或與選民共享，部分尋租活動漸漸引起社會反對之聲，兩大陣營的政黨即使高舉為民請命的旗號，其尋租行為已惹來年輕一代中激進分子的忿懣。

 

在經濟、政治、社會範疇的尋租活動在本地有增無減，皆因此等經濟（包括政治經濟及社會經濟）增長最高速的範疇，正屬經濟租金最為豐厚之類；事實上，這些都是政府插手其中的範疇，有份製造經濟租金，而 EIU 正正是量度其中部分以訂定「裙帶資本主義指數」。

 

另一方面，Fraser Institute 與 Heritage Foundation 所量度的經濟指標，只是聚焦稅項、物價穩定、匯率、失業率、法治、政府在經濟中介入的範圍等等，則顯示儘管受政府規管的經濟範疇在整體經濟所佔比率漸增，香港至今仍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體。

 

至於洛桑 IMD 的重點既在牟利企業，並無檢視政府規管經濟日深之勢，香港在這方面的生產力仍執世界牛耳，相反 EIU「裙帶資本主義指數」則對此加以分析；可見不同經濟指標各有不同量度工具與標準，致使香港在這些21世紀全球經濟指標中一一領先。這狀況足可反映全球經濟今後的去向。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