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息費用是交易費用其中一種，引進這局限對解釋行為或經濟現象重要。在經濟學者中，雖然科斯（1937）與哈耶克（1945）早就關心訊息費用對市場的影響，但要到1961年斯蒂格勒發表他的《訊息經濟學》才熱鬧起來。跟着1963年阿羅提出道德風險；1970年阿克洛夫發表《檸檬市場》，提出人與人之間訊息不對稱這個大話題；1973年斯賓塞提出訊號；1975年斯蒂格利茨提出過濾。這些理論或觀點後來一律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但我一律不同意。我反對的理由曾經頗為詳盡地發表在《經濟解釋》卷三第八章：《訊息費用與市場應對》。
以物為本求得玉石定律
1975年的春天，在西雅圖華大，我對同事巴澤爾說研究訊息費用應該從以物為本入手，即是要從物品或產品本身的性質或特徵為出發點作考查，然後推出為什麼這些性質或特徵會導致訊息費用的轉變。當時長假在即，我對巴兄說會到香港的玉石市場考查產自緬甸的翡翠玉石。翡翠是明顯的選擇，因為眾所周知，翡翠的原石出售時，賣家往往刻意地不把石件切開，只磨出一些很小的水口，讓考慮購買的人從這些水口猜測石內的玉質與色澤究竟值多少錢。猜錯的機會非常高，把翡翠原石一刀切開會真相大白，為什麼不先切開才出售呢？為什麼玉石主人一般要隱瞞訊息，害得無數的玉石專家要花數十年時間去研究怎樣能細察其外而增加猜中其內的機會？
1975年的夏天，我到香港九龍廣東道那個當時是舉世最大的翡翠市場考查了兩個月，不少朋友協助。可惜到今天，我自己還是不懂得翡翠玉石應該怎樣看：原石不懂，製成的產品也不懂！不懂，但在學問上我還是推出了重要的玉石定律。這定律說，在市場值錢的訊息會導致隱瞞訊息的行為，增加了作為玉石專家的研究成本，但如果沒有這些專家的存在，翡翠玉石不值錢；換言之，翡翠值錢是因為有懂得鑒別優劣的專家存在。其中的經濟含意是有趣的：翡翠玉石的市場價值，大部分是源於專家們付出了研究的投資，而如果訊息費用微不足道，翡翠玉石不會那麼值錢！
翡翠與田黃各走一端
1982年從西雅圖華大到香港大學任職，1983年到福建一行，我的注意力立刻轉到一種名為田黃的石頭去。我那個以物為本來考查訊息費用的思維，遇到田黃石是走進另一片新天地。事情是這樣的。翡翠玉石，要知道什麼是翡翠難度不高，用不着花很多時間，但翡翠玉石之間的品質或價值差別的判斷則是難度極高的學問，有不同層面的判斷要求，不是專業不容易學得懂。田黃呢？剛好倒轉過來。肯定知道是田黃石，不同石件的品質優劣判斷，如果有足夠的件數放在面前，孰優孰劣一個初學的花幾個小時就可以有足夠的掌握。鑒證田黃石的主要困難，是不容易判斷說是田黃的是不是田黃。
天下怎會有那麼過癮的學問呢？翡翠難知優劣；田黃難知真假。要明白訊息費用或高或低的理由，我們不憑着以物為本的認識作體會，還有什麼其他辦法呢？這是數十年來我考查了多項收藏品的理由，而任何有鑒證困難的收藏品，原則上，都是環繞着翡翠與田黃的鑒證難度各走一端的變化。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數十年來我喜歡在街頭巷尾跑，被經濟學的一些行家說我放棄了學術。數十年下來，我去年完工的厚達千多頁的《經濟解釋》被從事工商業的眾君子認為有實際用場，而我則認為那些把自己關進辦公室內，靠回歸統計與數學方程式打進大名學報的眾君子的學問，半點實際用場也沒有。
鑒別田黃困難有二
當年考查以田黃為核心的壽山石，1985年教我的主要是一位姓郭的老人家。學習的過程主要是跟他買石，買了好幾年，從中環繞着田黃之別去求教。我要到年多前才知道郭老是壽山一帶的一位名人，因為見到一本雜誌報道他謝世的消息，專文細說他的平生，寫出好幾千字。
今天回顧，當年學習鑒別田黃的困難有二。其一是田黃的數量實在少。想想吧。主要是產於一塊面積不大的田地，而重視田黃卻起自清代的康熙。三百多年來，該幅田地被反覆挖掘過無數次，輪到我們這一代基本上早就沒有。學鑒證收藏品的首要條件是有機會見得多。把實物拿上手，第一時間的感受如何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而不多見是難以培養出這感受的。理論滔滔的鑒證專家多得很，可惜基本上靠不住。
第二個鑒別田黃的困難，是何謂田黃的定義有變。可能是市場的要求使然：昔日只限於一幅田地的產出，今天被伸延到幾公里的溪流。田黃不再限於田地，而類似田黃的石料紛紛把「田」字押上去。我不懷疑好些石料的品質與田黃相同，但數億年下來埋在田下與不埋在田下應該有別，要真的分開總要有點武斷的成分。話雖如此，像我這種算是學滿了師的人，一件上佳的田黃石，拿在手上會立刻知道，只是檔次低下的往往有爭議。我認為鑒別田黃的要點不是眾說紛紜的幾項特徵，而是在柔軟、易下刀的感受中，其石質組織非常緊密，而且有溫暖感，彷佛像糖果那樣要咬它一口。可以冒充田黃的石料有好幾種，但在那所謂靈氣的感受上，沒有一種可與上佳的田黃相比。
不速之客帶來奇遇
十多年前，一位不速之客拿着數十方石章向我求售，我一看就知道是重要文物。我肯定地知道，有三個原因。其一是石章的刻鈕者大部分是楊玉璇與周尚均，我對此二君的作品有認識。其二是那些石章一律是芙蓉石，屬將軍洞的舊芙蓉，而將軍洞失蹤近百年了。那些石章不可能是今天的複製。其三是那些石章的篆刻風格是清朝宮廷的，刻手來來去去都是那組人。
救我一救是將軍洞的芙蓉石再不值多少錢，所以我能動用一個基金的錢把整批芙蓉石章買了下來，分多次成交，共200多方。大約30年前，一位香港朋友收藏將軍洞的芙蓉石章，動不動逾十萬港元一方。然而，約二十年前一些新芙蓉石出現，比將軍洞的多色彩，售價只約200港元一方。這使將軍洞之價跌得面目無光。
文物的價值呢？我懂你不懂，租值理應由我收取——可惜這方面這批舊芙蓉石的物主比我懂得還要多。是一個奇怪的現象：大部分的芙蓉印章的盒子內都有一小張字條，解釋章上刻着的篆文是什麼意思，是什麼年代什麼皇帝什麼宮殿等專用的，學問顯然在我之上。後來我跟蹤這些字條，終於跟出這本書！這不是奇遇是什麼？
意圖捐出被指為假
回頭說那200多方舊芙蓉石章，九年多前在內地某市舉辦個人攝影展覽，順便把那些石章在玻璃櫃內展出。因為是國慶大假，參觀者達二十萬。可惜展館的主事人說，看石章的人比看我的攝影作品的為多！
在該展館鄰近有一家很懂石章的機構，內裏有一間小展館。該機構要求在我的攝影展覽結束後，把那二百多方印章借給他們繼續展出。我當然樂意，跟着對自己太太說：「那批印章是相當重要的文物，基金的本意是要捐出去給懂得保護的人。我們不要先說，等到他們借去展出後，要歸還時，才說我們要贈送給他們。」太太與有關的基金皆認為是好主意。
殊不知該機構請了三位專家到我攝影展覽的地方，隔着玻璃細看那200多方石章，看了幾天，結論是全部是假！人家連借也不借，我們怎還可以捐出去呢？
見到字條心跳加速
問題是我堅信那批芙蓉印章是千真萬確的清朝的宮廷文物，怎樣去證實呢？道聽途說，原物主是民國時期的一個重要人物，謝世多年了。唯一的辦法，是要找到那個寫字條的人。追查之下，知道那是出於一個老人家，或是一個老人家的學問請人執筆。我好不容易才聯絡上這位老人家。他可能知道我這個人，答應跟我會面。我剛好要到他居住的城市講課，跟他約好了大約的會面時間。殊不知那些課要講幾天，太累，要再另約時間。只這推遲，該老人謝世了。為此我耿耿於懷久之。
大約過了三年，此前的不速之客再來找我，帶來六方石章。我打開盒子，見到那些鋼筆字條就心跳加速了。「是老人家的後人嗎？」我問。「是」，他回應。這次我眼前一亮，因為那六方石章一律是田黃！
清宮的石章類別
田黃方章稀有不難明白。田黃是獨石，必有石皮，形狀沒有規律，要切成方章會有很大的石料浪費。田黃受到重視起於清代的康熙，輪到乾隆就把該石捧到天上去。玉石不論，我們知道清代宮廷刻製出來的石章數以千計，絕大部分是芙蓉，其中的黃芙蓉與芙蓉青是極品，勝於今天多產的色彩繽紛的新芙蓉石。偶爾見到的是沒有多少人見過的艾葉綠。後者跟芙蓉一樣，屬礦石，切成方章是比較大的。艾葉綠是很深的綠，近於黑，偶有白紋，高貴，名不虛傳也。可惜產量甚少，有機會見過的人不多。
有兩種很像田黃的石料清代的宮廷常用，是否產自壽山我沒有考究。皆屬礦石，沒有石皮也沒有格紋。第一種我戲稱之為「康熙黃」，因為首見於康熙年間，到清末就不再有。金黃色，通透，穩定不變，只是石質不夠結實，刻成的鈕或薄意比較粗糙。第二種近於紅，通透，極像田黃，幾可亂真，從乾隆年代起宮廷常用，今天台北故宮擁有的九讀印章，有專家認為不是田黃，看來就是這種石。
是的，如果我們相信網上的資料，台北故宮一方田黃印章也沒有。北京故宮有六件，但其中那神乎其技的三聯璽有專家說不是田黃。兩間故宮博物院加起來只有五件田黃方章，應該是不盡不實的報道，只是田黃方章罕有卻是眾所周知。現在一位不速客若無其事地一手拿出六方清宮田黃印章，你說我要怎麼辦？
跟蹤字條與章印
我叫該客把印章留下，讓我考慮一下。其實我是立刻掛個電話到福州給一位田黃專家朋友，要他飛到我家看看。這專家一看就說全部是田黃，沒有疑問。我問不速客這種方章還有多少，他說不知道。大家一路跟蹤下去，到最後加起來是九十三方。這只是一個句號，或一個段落，促成這本書的出版。過了兩年，同一來源還有其他的。我打算把這些其他的與清宮的艾葉綠及黃芙蓉印章組合，另出一本。艾葉綠與將軍洞的黃芙蓉今天很少人有機會看到。
回頭說我跟蹤上述的老人家的收藏，方法有二。首要的是跟蹤手寫的字條，初時是用鋼筆寫的，到後來輪到黃金黃的田黃凍的出現，字條則轉用毛筆了。有些字條是遺失了的，那我就轉看前藏者把章蓋在小紙上的顏色作判斷。只有一方找不到有小紙蓋印（我給補蓋了）。不難鑒別是出自同一收藏者之手，因為很多章印是用上今天少人用的水印，而用印泥的其質料不高明，屬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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