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新年前,有辦學團體向轄下小學發信,希望學校關顧學子處境,給予較少假期作業,甚至實行「零家課」,讓學生歡度新春佳節。此外,教育局長楊潤雄也表達了對學校功課安排的期望,建議學校減少刻板式和機械式抄寫的功課,並減低新年功課的數量,做到重「質」多於重「量」。
事實上,學生學習壓力問題可說是由來已久,於今尤烈,學生自殺問題和小三全港系統性評估存廢等問題,早已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去年也有一些深受其害的家長,在網上展示子女的家課紀錄,其家課數量之多亦令人大吃一驚。作為校本政策和教育專業的家課問題,教育當局在理論上是不應該加以規管的,而教育局一直以來也只以建議的方式,提出一些家課政策的原則,但莘莘學子的苦況,特別是初小學生面對的惡性操練之風,又實在令人憂心忡忡。
無疑,功課數量應該合情合理,初小學生功課應該愈少愈好,之後循序漸進增加,並顧及孩子成長的需要,不要剝削學童玩樂、運動、休息、與父母共聚的時間,還他們快樂的童年。此外,功課應該以素質為先,多給一些具思考性和趣味性的功課,避免機械式的操練和無意義的抄寫。然而,為什麼不是每一間學校和每一位老師都能做到呢?上述理想的情況是主流現象,還是鳳毛麟角?現實與理想的落差,是教育當局、學校、教師,還是家長的責任呢?
教改未能減少學生功課量
2000年教改推行之始,教育當局提出「樂善勇敢」和「全人發展」的理念,矢志改變填鴨式教育,其後更高唱「求學不是求分數」,期望學校減少操練。無奈事與願違,「全人發展」演變為「全方位競爭」和「全面性操練」,學校功課在教改初期一度減少,之後重拾升勢,早已跟教改的原意大相逕庭。究其原因,面對激烈的社會競爭,部份家長期望子女「贏在起跑線」,取得理想學業成績,對子女學業有較高要求。這類家長認為勤有功,戲無益,不應讓學生「玩到心散」,平日的功課固然不可少,長假期功課就更是不可或缺,學校自然要「從善如流」。
學校在經歷縮班殺校潮後,當然要重視家長的訴求,並全力提升學生學業成績,進行大量補課和操練,以提升校譽和保障生源。當然,現時社會上湧現了一批重視愉快學習的家長,不喜歡大量的測考和功課。無奈,在現時派位機制下,即使學校認同無家課政策,也不可能只取錄這些家庭的學童(除非直資或私校)。結果,一般的津貼和官立學校,校內混雜不同期望和不同訴求的家長,學校為免順得哥情失嫂意,自然要走主流道路,給予一定數量的功課。況且,現時由小學至中學的各種全港性評核和公開試的考評模式,都是屬於「愈操練愈好成績」的,在強大的操練誘因下,學校又怎可以放棄以家課提高成績的一貫做法。
更重要的是,自教改之後,教育局推行大量「監控問責」的政策,嚴格控制學校的素質,而學校成績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評量指標,這也間接加劇學校評比和競逐成績的風氣,令學校千方百計「催谷」成績,惡性操練亦由此衍生,全港性系統評估的異化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如果教育政策仍是強調問責和評比掛帥,學校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又怎能獨善其身?當年教改拆牆鬆綁的理念又怎會有落實的一天。
換言之,在沒有規管情況下,學校功課政策要避免出現惡性和無意義的操練,實在困難重重;但引入規管又有違校本自決和教育專業的精神,顯然是一個兩難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