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課政策何去何從？

農曆新年前，有辦學團體向轄下小學發信，希望學校關顧學子處境，給予較少假期作業，甚至實行「零家課」，讓學生歡度新春佳節。此外，教育局長楊潤雄也表達了對學校功課安排的期望，建議學校減少刻板式和機械式抄寫的功課，並減低新年功課的數量，做到重「質」多於重「量」。

事實上，學生學習壓力問題可說是由來已久，於今尤烈，學生自殺問題和小三全港系統性評估存廢等問題，早已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去年也有一些深受其害的家長，在網上展示子女的家課紀錄，其家課數量之多亦令人大吃一驚。作為校本政策和教育專業的家課問題，教育當局在理論上是不應該加以規管的，而教育局一直以來也只以建議的方式，提出一些家課政策的原則，但莘莘學子的苦況，特別是初小學生面對的惡性操練之風，又實在令人憂心忡忡。

無疑，功課數量應該合情合理，初小學生功課應該愈少愈好，之後循序漸進增加，並顧及孩子成長的需要，不要剝削學童玩樂、運動、休息、與父母共聚的時間，還他們快樂的童年。此外，功課應該以素質為先，多給一些具思考性和趣味性的功課，避免機械式的操練和無意義的抄寫。然而，為什麼不是每一間學校和每一位老師都能做到呢？上述理想的情況是主流現象，還是鳳毛麟角？現實與理想的落差，是教育當局、學校、教師，還是家長的責任呢？

教改未能減少學生功課量

2000年教改推行之始，教育當局提出「樂善勇敢」和「全人發展」的理念，矢志改變填鴨式教育，其後更高唱「求學不是求分數」，期望學校減少操練。無奈事與願違，「全人發展」演變為「全方位競爭」和「全面性操練」，學校功課在教改初期一度減少，之後重拾升勢，早已跟教改的原意大相逕庭。究其原因，面對激烈的社會競爭，部份家長期望子女「贏在起跑線」，取得理想學業成績，對子女學業有較高要求。這類家長認為勤有功，戲無益，不應讓學生「玩到心散」，平日的功課固然不可少，長假期功課就更是不可或缺，學校自然要「從善如流」。

學校在經歷縮班殺校潮後，當然要重視家長的訴求，並全力提升學生學業成績，進行大量補課和操練，以提升校譽和保障生源。當然，現時社會上湧現了一批重視愉快學習的家長，不喜歡大量的測考和功課。無奈，在現時派位機制下，即使學校認同無家課政策，也不可能只取錄這些家庭的學童（除非直資或私校）。結果，一般的津貼和官立學校，校內混雜不同期望和不同訴求的家長，學校為免順得哥情失嫂意，自然要走主流道路，給予一定數量的功課。況且，現時由小學至中學的各種全港性評核和公開試的考評模式，都是屬於「愈操練愈好成績」的，在強大的操練誘因下，學校又怎可以放棄以家課提高成績的一貫做法。

更重要的是，自教改之後，教育局推行大量「監控問責」的政策，嚴格控制學校的素質，而學校成績是其中一個重要的評量指標，這也間接加劇學校評比和競逐成績的風氣，令學校千方百計「催谷」成績，惡性操練亦由此衍生，全港性系統評估的異化就是最好的例子。因此，如果教育政策仍是強調問責和評比掛帥，學校在這樣的大環境下又怎能獨善其身？當年教改拆牆鬆綁的理念又怎會有落實的一天。

換言之，在沒有規管情況下，學校功課政策要避免出現惡性和無意義的操練，實在困難重重；但引入規管又有違校本自決和教育專業的精神，顯然是一個兩難的困境。

黃家樑

教育評議會前副主席、中學通識教育科和中國歷史科教師、第三屆行政長官卓越教學獎得獎者、香港通識教育會副會長、普及國史教育關注組召集人。擁有多年教授通識科及中國歷史科經驗，經常在報刊上分享香港史、歷史教學及通識科教學心得，評論教育政策，並主講有關香港歷史、通識教育、公民教育和中史教學研討會，著有通識教育、香港史、中國歷史、中文教學書籍及教材數十種，包括《香港古跡考察指南》、《簡明香港歷史》、《漫談香港史》、《舊香港》、《香港倒後鏡》、《藏在古跡裏的香港》、《如何教好通識科》、《通識應試攻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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