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在紀念五四運動100周年時強調，「新時代中國青年要聽黨話、跟黨走」他這番講話，完全是扭曲了中國人民所認知的五四精神：民主與科學。
「五四」是一時憤怒下的違法，而且目標無爭議地崇高，但佔中卻是早有預謀的違法，而且在極多（很可能是多數）港人眼中，這達不到義。
五四運動對於古老的中國而言，具有非比尋常的啟蒙意義。與五四運動相表裏的新文化運動，把近代西方文明總括為「民主」與「科學」，其中包括國家的主權、民主、法治、自由、人權、憲政、工業、科學、礦冶、水利等。
在中共一黨專政的管治下，它只准別人用它容許的方法去愛中國。這就大大地違背了五四運動的精神了。
這是我人生的志業：在中國，鋪墊民主化社會的基礎；在香港，爭取雙普選。
不丹的民主不是經過革命爭取到的，是國王「御賜」的。2008年通過了不丹憲法，國家政體從絕對君主制轉變為君主立憲制，同年舉行了第一次大選。「我們的民主來得太容易，人民不覺得很可貴」，反對黨領袖卑馬說。
李永達自言對入獄並沒有什麼恐懼，認為這只不過是突顯特區政府對異見人士的鎮壓。他作為其中一分子是可以抵得住這種壓力。監獄可以囚禁他的身軀，但不可以囚禁他爭取民主的決心。
自由、民主，是社會走向文明之路的重要標誌。選舉權，既是個人的自由權，又是民眾監察執政者的政治資源，是社會走向民主之路的要素。
單一的原因不可能讓整個社會失望，儘管「住房負擔不起」、「社會不公」和「缺乏全面民主」加起來，可以令人極不快樂。然而我相信，香港人不快樂的根本原因，是身份認同危機導致的希望幻滅。
批評香港教育這樣哪樣不好的人，到了學校放軟手腳不逼迫學生時，他們又會擔心子女日後的競爭力了。而且，家長自己的子女總都是優秀的。如果事實證明真是這樣，他們或許又會覺得芬蘭教育太不進取了。
今年對中共來說是充滿噩夢的一年，原因有三：一是所謂「逢九必亂」的魔咒；二是專制政權70年的大限；三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100年的紀念日。
面對兩岸情勢的惡化，民主政治中唯一可以敲醒迷惑權力的政客，就是選票，尤其年輕人的選票。年輕人已逐漸擺脫統獨、族群、悲情的操作，不再受意識型態拘束。
在西方，民主亦似乎已誤入歧途。政治上的平權，令西方的白人在社會上失去了很多既有的優勢，導致右傾民粹主義有機會抬頭。
中美貿易戰的本質是什麼？儘管表面上看是實足的貿易戰，但實際上是中西方兩種政治經濟模式之間的競爭和衝突。這兩種政治經濟模式都具有文明性，是中西方文明演化的產物。
20年後重遊印度，我見到的完全是另一番景象，最明顯的分別是多了一種生氣。這個人口即將超過中國的古老大國展現了新的發展活力，巨人甦醒了。
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法官認為在相互指責、指控、反對指控當中，一項事實尤其鮮明：不論責任誰屬，香港民主進程已經停滯，急需重啟民主發展。這無異於一國兩制的成功處於危急關頭。
本次展覽通過近百件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再現蔡元培當年對北大進行的大刀闊斧的改革。
國民黨訴諸經濟議題在九合一選舉大翻身，相信兩岸關係尤其經貿發展將會因此而得改善。然而大家也許還記得，馬英九年代大陸、台灣關係緩和，經貿往來頻密，但國民黨卻在2014年選舉大敗，兩岸關係正是原因之一。
韓國瑜的魅力與人民對他的期待，已從高雄出發。如果能成功地輻射到全台灣、大陸及華人社會，那麼他的成功，就是台灣人、中國人、華人的共同驕傲。
劉兄博學強識，能言善辯，思路綿密，下筆洋灑，倚馬可待，立場堅定，擇善固執，嫉惡如仇。最重要的是，他一生貫徹始終的本色不改，是站在平民大眾的立場為他們發聲。
中國共產黨其實不是西方理解意義上的政黨。從結構上說，黨權就是組織化的皇權。以前的皇帝是個人，是家庭，現在的黨是一個組織。
假若特朗普及其極端右翼政府真的代表了歐美政治的極右思潮和勢力復甦和復辟，中國及國際社會便不能視之等閒，也不可能將之看作為一國之內因其特殊政情產生出來的偶然變化。
中研院首位政治學院士胡佛辭世。這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往來、影響的對象，從雷震到馬英九，涵蓋大半台灣政治轉型要角。
近年革命浪潮席捲全球，香港的政治氣氛同樣熾熱。在這個動盪的時代，要深入探討這種複雜失序的社會現象，便要掌握歷史的視角。
民主選舉制度說起來雖然理想，但推行起來卻不是處處行得通，還要視乎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人民的教育程度，文化傳統，以及宗教背景等等。
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是否「馬照跑、舞照跳」便算數？當然不是，港人最關心的，恐怕是對私人財產物業的三權保證、和法治下享有的既有自由。
中國成語有句叫「一諾千金」，指的是話說了，要負責，諾言是十分珍貴的，等值很多黃金。但看當今最強的美國，經常前言不對後語。
當年毛澤東對西方選舉民主還有一定的幻想，後慢慢弄明白了，知道選舉民主並不具備上述的能力，才選擇走上我們今天的體制。
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只要頭腦被弄得發熱，喜歡揠苗助長，就算口號怎樣動聽，都不會有好下場。
十九大前廢置「大會海推」，高度推崇「談話」方法並試圖將之制度化，與中共這種強化毛主義傳統的總體路線是一致的，因此是具有指標意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