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只要頭腦被弄得發熱,喜歡揠苗助長,就算口號怎樣動聽,都不會有好下場。

十九大前廢置「大會海推」,高度推崇「談話」方法並試圖將之制度化,與中共這種強化毛主義傳統的總體路線是一致的,因此是具有指標意義的。

可以預見,如果解決了一些關鍵問題,「以黨領政」基礎之上的「內部三權」制度得以確立,並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若不能解決,體制的變革仍有可能再次回到80年代的模式。

特朗普在Twitter發帖,給他的選民洗腦,令現在美國人彼此視為仇敵,動搖了國家民主的基礎。

對民主制度的批評聲音,多集中在公民參與的深度與廣度上。

政治體制既不能定於一尊,那麼孰優孰劣究竟該如何判斷選擇?這大概難有確定的答案,但或許可以從中國經驗中提煉出一些有用的啟發。

經濟學家相信的,主要是如何令社會運行更有效率。至於社會在經濟增長後,要如何分配獲得的資源,就是政治學者或者政客的問題領域了。

今天是立法會補選的日子,市民將選出民意代表。如果說身體的代表,莫過於體溫了。體溫可證明你的身體健康與否。

真正可以普世,而不受地道文化影響的人權只有「生存權」。「民主自由」一說只是西方(未能實踐的)價值,並非人類的基本需求。

馬來西亞自1957年獨立迄今,雖保留了英殖民者遺下的西敏寺民主政制運作,卻普遍不被視作民主政體,而是一種介乎專制和民主之間的「半民主」狀態。

蔣經國的施政有三個重要的優先次序:經濟起飛、政治開放、機會公平。他曾獲國內外輿論的稱讚,如《紐約時報》的評論:「台灣終於脫離封閉政治體系,在發霉的城堡中開啟了一扇窗。」

特朗普胡作非為,看來會受到選民的懲罰,但事實上他的狂妄作風,早在競選總統的過程中表露無遺,美國人民卻依然用選票把他送進白宮。

中國共產黨將迎來100周年黨慶,中共定下兩個目標,第一、全面小康社會;第二、減少1,000萬農村貧困人口。

林鄭在《施政報告》結語中說香港是個富公義、有法治的家時,她可否知道,不少港人認為這些優良質素近年不斷腿色,令他們感到沒有希望和不快樂?

今天的民主前輩是「以身作則」,永不言悔的了。

有識之士早就看到台灣一步一步地走到這個結局。這是一個傷感與沉痛的轉變。

若果以中國崛起症候群來看,事實上台灣的確正在香港化,是現正進行中的。

互聯網或許使得他們陷入「黑暗」,而對普通人來說,互聯網則有可能通向「光明」。

很多港人不禁要問:我們的幸福去了哪裏?

冷戰時代的「核武瘋狂」(MAD),已逐漸淡忘;當前台灣要自信地與中國大陸構建「和平地圖」

如果沒有民間的信仰與相配套的文化底蘊,光是從文字上把西方的憲法搬過來,是沒法行民主的。

亞里士多德力陳:「法律的守護者本身也遵守法律。」受權力管治的要守法,當權者自己也要守法。

孫明揚感嘆,香港各行各業人才輩出,唯獨政治人才凋零。

陳若曦以獨特的視角,穿梭於中國及台灣的重大事件之間。「我現在回到台灣20年了,我對台灣怎樣看呢?台灣不錯,經濟繁榮,可是這繁榮是犧牲環境換來的。」

「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是不是永遠只有一種方式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對中國政治的敏感度,要去掌握裏面有可能出現的變化。」

每次採訪完反對黨群眾大會,回報館趕稿時,我都會喃喃自語:「慘了慘了,PAP 完蛋了。」可到了開票時刻,PAP都能安全過關。後來我總結出新加坡人一個現象,就是投票時都很理智。

除了法律的不同範圍之外,陳弘毅還向大家介紹其他和法律有關的概念。首先跟大家介紹的是法治的概念,亦要談談一些和法治相關,但卻並非屬於法治範圍的元素,包括人權、自由、民主和正義。

七年的政治生涯,江宜樺登上了很多學者一生都未必有機會踏足的舞台,突破紙上談兵的時事評論,實踐自己的政治理念。他沉思道:「對於馬總統,我一直很感謝他,給我在這幾年中歷練了好幾個職務。這對一個學者來說,雖不是千載難逢,但也是要珍惜的,是一個對政治現實的體會。」

這個大概說明,在這個時候,當然也難怪世界已經拉不動中國,因為中國規模太大了,只有她反過來拉動世界。靠外貿的增長來拉中國經濟,已變得愈來愈難,因為她體系太大了。

一方面全球秩序可能進入一個較長的崩解與重組時期,而在這一時期中,難免會產生某種程度的混亂與失序;另一面可能迎來一個無論在經濟、文化、宗教、族群等方面,皆更能符合對等、互惠,多元、尊重以及公正、發展等原則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