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要以為特朗普傲慢無禮,狂徒性格,橫衝直撞,便低估這個人物,其實由開始競選那一天開始,直至今天,所有的舉措都按部就班的去進行。

現在正在發生什麼事?今日最大的挑戰和選擇為何?我們該注意什麼?我們該教給孩子什麼?

作者: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編輯部2018-10-03
國際經濟體系紛繁複雜,這既是一席觥籌交錯、推杯換盞的盛宴,又是一場你死我活、一較勝負的拳擊台。而在拳擊台上,除了積極進攻、消極防守之外,還有第三種戰術,就是摟抱。

直到11月6日選舉日這不到40天的日子,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我們國家安全的每一條戰線,都應該處於高度戒備狀態,隨時應付突發事件。

若美國政府要迫害華裔科學家,可能有助這些猶疑不決的人更快地加入海歸行列。其實,香港也應打他們主意,吸引他們到港。

從中共的歷史看,危機才奮發出革命動力,安逸之下反而容易迷失初心。此所以中共建國,即使今天富國強兵之時,仍然以《義勇軍進行曲》作為國歌,中國不忘危難。

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卡瓦諾的確認程序,因加州女教授福特對卡瓦諾的性侵指控而節外生枝。這事件不但影響卡瓦諾的任命,共和黨在中期選舉裏的成績也會受牽連。

美國使用地緣經濟工具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部分應是與石油有關的戰略。中國也是地緣經濟的高手,中國經濟持續上升,其經濟影響力已日見巨大。

當年冷戰是全球化,今次新冷戰亦是全球化。當年中國被利用為牽制蘇聯,今次中俄已經合作,特朗普無賴商人的街頭小技怎可能離間中俄,再次以中國牽制俄羅斯呢?

美國從全球化獲益要比它的貿易夥伴多。我們反可質問:是美國佔了人家便宜,還是人家佔了美國便宜。

特朗普給美國經濟打了四針「雞血」的後遺症,大概從明年第二季度之後就會慢慢顯露出來,那個時候美國的經濟政策就會陷入兩難。

今日又怎可能與金融海嘯時同日而語?股市調整絕對有可能,但斷崖式下跌的機會就應該不大,我反而認為現時恒指水平是過度反映現時局勢,到今年底,恒指有機會重上30000點。

美國似乎在把敍利亞之戰變成另一場韓戰。美國支持的叛軍大敗之勢已成,差別只在於美國會否公然出兵參戰。

奧巴馬是位天才演說家,他的演說總是令我着迷,這次也不例外。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是他其中一篇最精彩的演說,包含了對特朗普的尖銳批評。

香港反對派要阻止政府議案通過,只能用抗爭手段阻撓議會運作,正如現在美國參議院裏佔少數的民主黨,要制止總統提名的大法官獲得任命,唯有衝擊議會的確認程序。

要用匿名評論這一招,無論以什麼標準衡量,都看不出會帶來什麼效果。結果匿名評論未傷及特朗普,《紐約時報》自己卻受重創。這一回《紐時》應該是輸了。

貿易戰只是中美關係發展到這個階段的表現形式之一,只是以特朗普的「形式」表現出來了。沒有特朗普,也必然會通過其他方式表達出來。

拜登在麥凱恩追悼會上發表的悼辭,是對美國當前政治文化的控訴:壁壘分明凌駕所有價值。特朗普是這種文化的表表者。我們當中,誰沒有一點特朗普主義?

若果美國落實徵收額外2,000億美元中國出口產品,短期內美國比中國損失要少,以得失多寡而言,可說美國會勝出。但時間愈長,美國損失會愈來愈多,長期難說勝負。

在美國,原本用來防止濫用選舉經費的規定,卻可以用來為特朗普給兩個女郎提供掩口費的行為辯護,令他脫罪。

貿易戰延燒,美國看來佔盡優勢;但在公聽會上,各行各業都反對特朗普對中國加關稅,提出三點主要訴求。仰賴陸製的殯葬業要求豁免,說不該讓已經悲痛萬分的喪家還要多掏腰包。

如果掩口費是選舉開支,便必須申報;不申報即觸犯了選舉法例。科恩替特朗普向兩名女子提供掩口費,當然沒有申報;問題是,掩口費是不是選舉開支?

特朗普一貫蔑視法紀,而他所任用和信賴的人當中,早有多人被揭發是犯罪違法分子。前些時有分析說,特朗普顛覆了許多原有的制度規範和道德準則,看似胡作非為,其實他是順從了美國求變的民心,所以得到很多人支持。

中國應看清特朗普及其極右翼政權的作為與伎倆。面對着金融與政治的攻擊(貿易戰只是小事),中國難道要走日本失敗之路,對美韜光養晦嗎?

既然中、美貿易戰短期無法結束,究竟國人應該如何面對現實,繼續發展國家?

不僅是大量藍領勞工處境愈來愈險惡,白領階級「向下流動」的風險也愈來愈高。AI世界恐將出現更嚴重的貧富撕裂與政治動盪。

中美俄三個雙邊關係在這近200年的歷史長河中,充滿政治上和利益上的衝突,錯綜複雜。中國始終是一個不愛和他國鬥的國家,但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不吃這一套。

我們跟特朗普對拆了大半年了,基本上還是「後發制人」和「堅持原則」的舊套路。結果是我們佔了國際道德高地,一條針對反全球化和保護主義的統一戰線已經陸續成形。

筆者並非科班出身的經濟學者,而是關心民族前途國家命運的普通知識分子。但是,我認為面對這輪中美貿易戰,不能只局限於經濟學家圈子討論。

世界經濟將要經歷一個巨大的變化,所有西方所主導的多邊體制都要進行調整,包括決策機制、責任分擔等等,將更大程度反應新興市場國家和更廣大國家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