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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粵港澳大灣區，相信一般人只會想到政治經濟領域。可有想過，區內音樂發展其實已在萌芽？

香港的數據化之路似乎仍未明朗，但車品覺並不感悲觀，認為有危便有機。他指現在香港雖然是數據孤島，但只要突破關口，與粵港澳大灣區數據相通，即變成最大的機會。

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江智蛟參與公會事務超過25年，擔任不同委員會主席及成員，熟悉公會狀況。他分享如何憑藉這些經驗，幫助會員為未來艱難的一年做好準備，並透過專項技能贏得成功。 

政府於過去三年在創科累積的投資超過千億元之多，所以筆者認為今年政府沒有如往年般大幅度增加創科撥款，而把預算重點放在應付來年預測的財赤上，此舉目的是預防嚴冬將至，甚有遠見。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預計2019/20年度赤字為378億元。財政儲備在今年3月底預計為11331億元。政府會向18歲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發放1萬元，預計措施可惠及約700萬人，涉及約710億元開支。

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會員變身為公會新任行政總裁兼註冊主任的陳詠新，在履新初期，走訪不同的委員會、會計業人士及持份者，積極了解業界現時面對挑戰。她分享當下的重點工作，例如加強提倡會計專業的核心價值。

新香港是一個開創性世界級超級大工程，初議十年募資集資投資10萬億港元。現抛磚引玉，暫時湊成不同層面九大建議。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於今年2月18日出台。《綱要》發展目標明確，旨在建設大灣區成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首要條件是做好「四創」，即創意、創新、創業、創投。

香港經濟底子深厚，只要社會能迅速回復秩序，失業率定必掉頭回落，工資也會持續增長。

大灣區計劃是內地首先提出，香港是不是「被規劃」？會不會因而失去一些自由和自主？筆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措施大大增加港人的自由，即除一向享有的自由可繼續外，港人將獲更多的自由。

從反修例運動爆發至今，聶德權認為，很多年輕人對國家的認識和了解可能存在負面的印象，希望他們願意以開放的態度去了解內地的發展情況。

大灣區的新措施大大加強了香港市民在大灣區的生活便利，尤其是放寬港人在大灣區買樓這一項，將有助刺激大灣區內原本有限購措施的城市的樓價。

中國的形勢大好，是中國犯的錯比人家少，修正調整比人家快，維穩的能力高，全民投入的比例高。

不要單純以經濟發展視角來看待大灣區，並應摒除傳統區域合作中，追求要素在政策「對等」或「非對等」中流動的視角，客觀地檢視雙方的優勢以及需要改進的地方，互相引進及補足。

香港是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資訊發達，國際化程度高，以新疆式的反恐措施，包括在新屋嶺和鄰近地點設立拘留營，不僅難於奏效，並出現各種反效果。

由恒生大學主辦、英文《中國日報》協辦的首屆「粵港澳大灣區傑出文創產業獎」9月6日舉行頒獎禮，分為七個組別獎項及推薦獎，多家內地及香港企業得獎。

面對混亂不堪的香港，筆者反而看到了希望。我甚至預言，2022年之後，香港將進入第二次騰飛的輝煌時刻。

過去30多年，香港高等教育有長足發展，走上國際化的路，老牌大學實力愈見雄厚，新興大學進步快速，在多個國際排名有突出表現，成績有目共睹。香港成為大灣區重要一員後，厚積多年的高等教育優勢可以發揮重大作用。

大澳筏可中學惲福龍校長以身作則帶領學生走上學習自信之路。鄒秉恩校長主持的「才俊飛昇」之路，同具教育意義。

五名嘉賓以培養創新人才為目標，探討粵港澳大灣區高校之間該如何合作，把握機遇面向世界。

語言是一門藝術，它不僅傳達着講話者的理念，也會影響他人的認知與心情，在職場上，語言藝術尤其重要，你的談吐決定着你的人際關係，是福是禍，皆從口出。

職場上管理個人印象，能夠獲得他人的信任及好感之外，對人際交往也會帶來非常多的益處。

香港學者協會五月於香港大學黃麗松講堂舉辦「高校．科創．灣區——大時代的角色與挑戰」，邀請粵港澳各高校校長以及著名高科技企業，一併探討如何發展大灣區科創事業，交流當中遇到的困難與經驗。

教育資源是粵港澳大灣區最重要的優勢之一。四名嘉賓皆以培育創科人才為發展目標，在研討會上分享對於高校的教學和營運方針之看法，以及與企業之間的合作模式。

粵港澳大灣區集合各項新興行業之人才，包括工業互聯網、大數據、生物醫藥行業，誓要建設富有活力的和國際競爭力的世界級一流灣區。

恩萊特教授認為，香港可與大灣區城市群產生互補作用，香港可提供新的想法、新的技術和促進人才流動。

能堅持的人與不能堅持的人差異何在？差異就在於過去的「成功經驗」。只要努力，一定會有所收穫，自我肯定可使人產生持續努力的動力，而一旦全情投入，努力本身就會變得有趣。

香港理工大學推出深圳初創實習項目，旨在令到理大學生、深大學生和海外學生有更多機會認識大灣區創新和創業的機遇，也希望同學之間有多些交流的機會。

中央政府一向鼓勵並支持港澳人士北上發展，一直在研究不同方法為在內地發展的港澳人士提供稅務優惠。

由「無形之手」指引的經濟發展，政府若認為勢頭不錯，可從旁協助輔助；若政府反其道而行，行「計劃（指導）經濟」，在「財雄勢大」的全力催谷下，不難成事，但其延後的沉重代價，必會令有關國家元氣大傷！

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大灣區的建設與發展，肩負國家民族的復興重任，既是機遇也必是挑戰。正是如此，大灣區當前在人才領域的發展面臨諸多挑戰。

博匯智庫早於2017年提出「海上飛地」的構想，倡議在香港南部位於珠海行政區範圍內的伶仃島、擔桿島和萬山群島一帶水域填海造地約120平方公里，建立「海上飛地」。

因為師資和教材缺乏，中小學在「中國元素」的學習和表現並不理想，特別是視覺藝術科的中國書畫學習，和地方文化特色的延伸學習都比較弱。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在國際化的層面，學香港，或以香港作為主導、帶領，結果會是弄巧反拙。

基於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發展目標，兩地可以共同探索真正具有灣區特色的專業人才培養模式，幫助各地人才快速融入大灣區的經濟發展，形成終身學習的完整路徑，實現大灣區建構現代服務業體系的目標。

清華大學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教授覺得香港作為榜樣的定位，在國際化、法治化、市場化方面讓內地學習，也就是說，讓灣區香港化，而不是把香港、澳門內地化。

有些人對《綱要》抱懷疑態度，認為該規劃只為轉移視線，對香港意義不大，堅持香港人應專注於解決自身問題；亦有人擔心香港會被大灣區所吞沒，這些狹隘的觀點只會令香港裹足不前、坐失良機。

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繼續對特區政府的政策、舉動半信半疑（甚至是懷疑多於信任），不無道理。在投入規劃之前，或者政府與社會都需要重新溫習一下「香港人與香港社會ABC」。

對中國來說，不開放導致「挨打」和失敗，這是大歷史的教訓。所以，中國不會走回頭路。近年來，即使西方盛行貿易保護主義，中國也一直堅持繼續的開放政策。

當我說無論香港人有何主觀願望，區域整合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必然繼續發生的時候，並非想講一些人所謂的「被規劃」。

根據創興銀行70年來的發展脈絡，本書試圖把創興銀行的發展，放在100多年以來香港華資銀行發展的歷史長河之中，特別是放在戰後香港經濟及金融業轉型發展的宏觀經濟背景下展開。

教育局從大局出發，以學生的學、教師的教為根本，設定甄選原則，盡快將「教師及校長帶薪進修」計劃落實，學界樂見其成。

香港聯交所亦可優化香港創業板的上市規則，使其運作更具靈活性，讓創科企業更容易來港上市，大灣區創科企業可善用新的創業板進行融資。

最近數年之間，許多民間的「集團辦學」如雨後春筍，許多與傳統不一樣的學校，遍地開花。許多國外的學校，都在中國辦國際學校（不招本國學生）、中小學的國際班、雙語班。

如果《政府工作報告》不提「推進民主」就是不要民主了，那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和諧」，同樣沒有提，是不是通通都不要了呢？

若要吸引香港人到內地辦精英教育，從而令到專業科技之港人放心子女在這些類型學校就讀，現時的政策上的條條框框必須改善。

呂志和重申，政府拿不出土地建屋，地價自然貴，地價貴，樓價便水漲船高。

當前環境對香港的一大考驗，是它需要怎樣認識周邊的鄰居：香港可怎樣運用鄰近地區資源？鄰近地區又打算怎樣運用香港資源？要應付未來挑戰，香港先要懂得跟鄰居競爭。

香港人講普通話的能力愈來愈高，我從幼稚園的兒童開始學習普通話即可看出，家長如何重視普通話。

假若香港可以認真地研究《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而不是固執地堅持陳年舊主張，或計較香港有什麼不勞而獲的好處，應該可以發現到大灣區的發展會帶來香港的轉變，迎接未來，而不是埋首沙堆，屁股朝天。

大灣區是影響香港未來幾十年的國家戰略，任何其他議題都要讓路。相對於大灣區議題，香港的土地供應問題，以至香港的財政預算案，都是香港的局部問題。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把心思和筆墨放在如何認真在中國營造一個多中心、走向成熟區域發展的典範。那麼營造這個「典範」的難處在哪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