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三只眼

鄧小平用行動作了回答，87歲高齡南下巡視深圳留下用意志和思想鑄成七字名言：發展才是硬道理。

一位政治家必須盡最大之可能彌合本國社會的現實與所追求目標之間的差距。循規蹈矩會導致僵滯，因此需要敢作敢為。

「我們是所謂『不畏虎』的年輕人，但也並非不知道虎的兇殘，甚至可以說，我們是被那種動物吞噬過一回但終於咬不動吞不下去的餘生者，臉上留着抓痕，不是漂亮人物。」

文革的發生是偶然的個人悲劇還是整個社會的必然。我們反思了沒有？反思了多少多深？現在有多麼多的研究會那麼多學，卻偏偏沒有文革研究會，文革學呢？這一關乎全民族過去與未來的問題，卻未予以足夠的重視呢？如果不用歷史的真實教育人民教育下一代，將對不起歷代運動的遇難者，也對不起後代。

鄧小平在反思50、60年代中共黨內反民主與個人崇拜禍害時認為：毛主席的思想機器一啟動，黨內其他人就停止了思考。

文化大革命這段荒謬又悲壯的歷史時期，青年思想的迷失留給後人深刻的教訓，而思想先驅者掙脫精神枷鎖的勇敢探索，寫下了尋求解放的熱血篇章，使那一段思想史不致留下令國人羞恥的空白。

始於上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各地報刊發表了大量研究人道主義的文章，可以說是百花齊放形成思想解放的春天。人文精神真正在高校、知識份子群體，進而在黨內和社會上形成復興的熱點和熱潮。

陶斯亮的文章，真情真實記錄了從1967年初被江青點名，到在家中軟禁；到同年九月被姚文元公開批判，不但在政治上被迫害蒙冤，而且生活上又妻病女離。

那時候的作品，記錄悲慘時代許多家庭的離合悲歡，反映不同人群內心的真情實感。 「傷痕文學」在中國當代文學史有不可抹殺的地位，它標誌着中國人文精神的復興。

｢手段｣只能服從｢目的｣和｢效果｣，由於｢手段｣的不正確，任何良好的願望可能引導一個政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走向地獄。

｢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0個儒，我們坑了46000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100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得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

文革早期的混亂現象，其負面影響嚴重後果一目了然。受害者、加害者、發動者、執行者儘管立場角度不一，都認為必須結束｢混亂｣。

鄧小平是中國現代歷史又一位巨人，他對毛澤東有什麼繼承，又有什麼揚棄？鄧小平的目標很明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中國祇有改革開放，才能富起來。

鄧小平生前評價歷史功過上，認為毛澤東是「七三開」。一般的評論者又以1966年作為毛澤東功過的分界線。如果評價只在大是大非，或者宜粗不宜細，肯定站得住腳。但是，再深一層應該還有進一步思考探討的地方。

本文，是「第三只眼睛，看中國新秩序」系列文章的前言。系列文章，將對中共的思想組織路線、內政外交、經濟文化、教育醫療等方面進行分析梳理，批評、建言。

關於人民幣面臨嚴重危機，各種神秘的傳言風聲鶴唳：是不是有貨幣戰爭？是不是有金融與政治的陰謀和陽謀？……人民幣匯率安全結構的思考，關鍵點是既穩定又靈活可調節。

在慶祝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回顧一寸河山一寸血，億萬同胞家破人亡，反思中國以德報怨卻換來姑息養奸之後果，不勝感慨，無限噓唏。欣慰者，習主席力挽狂瀾清腐強兵，「能打仗，打勝仗」深入軍心。作為中國知識分子，我們並不仇日，也願意與善良的日本百姓交往相處。但是，面對太平洋未太平，國際風雲險不可測，我們只有積極備戰，有效反戰，東亞和平才更有希望。

如果30年後，一國兩制已經融合成一國一制，中國、包括香港、澳門、台灣都一起真正實現民主憲政，歷史會記住700萬香港人，記住香港知識分子，記住愛國泛民人士的功績。

香港特首的真實人格對一國兩制的磨合和良性互動有正面的作用。反之，必定是造成疏離的原因之一。這個問題，必須引起北京執政者和全體香港人共同重視和注意。

我一直試圖換位思考泛民派和青年學子心態。應該承認一國兩制的構思和實踐基本上是成功的。但是，北京執政者、中央和中資駐港機構近二十年來的決策和言行，同樣也有錯失之處……

如果不計地產和金融公司，香港可以引人注目的可能就是李錦記了，幾乎半個中國的老百姓都要吃香港牌子的醬油。然而也無法太樂觀，貴州的一個老農婦可以創辦年產幾十億元的老乾媽辣椒醬企業，李錦記家族擁有幾百億資金可以陸續「生錢」，卻不一定過一代二代還可以賣醬油。

無可否認，大陸與香港兩地關係已亮起了「紅燈」。但，不能被局部現象所迷惑和誤導，這畢竟不是主流。一國的統一與二制的磨合，是大格局、大趨勢。我們最重視的是北京執政當局，真正制定了什麼基本政策和對策，而香港第一管治力量、第二管治力量和其他社會正面力量是如何執行，如何落實。

港獨是香港社會的偽命題，我們無需杞人憂天，自亂陣腳，但它卻又成了一個令年輕一代迷惑的問題……童子無忌，這卻令我這長輩和師長深感不安，也認識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這一次佔中，大陸民眾也極為反感，也成了學生的對立面和反對者。原因有三：一是大陸正實行習近平新政，內懲國賊敗類，外抗美日戰略打壓，深受民眾理解支持；二是中國經濟政治日益進步，所有民眾都不同程度享受到改革紅利；三是近年香港的街頭運動摻雜了反華厭中的不良元素，而香港社會又明顯得益於大陸的經濟發展。大陸民眾感覺到佔中運動帶有挑戰中央，疏離大陸，親近英美，類似顏色革命的成份。

如果佔中三子與大學校長們，願意發聲的其他學者、教授，再加上各政治團體負責人，包括建制派和民主黨，大家敞開心扉，進行對話討論，相信比較容易在尊重法治，在《基本法》的框架內，達成解決目前危機的一些共識。這些共識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也希望可以成為中央、港府和佔中領袖及廣大市民的參考意見。

佔中是一場不對稱的戰爭，美國是大贏家，中港是大輸家。佔中者有認識的誤區。但其實，北京駐港人員和本港精英集團的鷹派也有相對應的誤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