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聯代表與政府對話,彼此沒有敞開心扉,當然也沒有實質性結果。佔中引發社會對立,而且愈趨嚴重。知識分子及相關社會機構人員,面對這場危機和災難必須有清醒認識,持有正確的立場和態度。少數導師及領袖,也包括一味為政府幫腔無思想無靈魂的文人,唯恐香港不亂,他們都喪失良知。幸好,香港的學者和教授不但非常理性,還表現出崇高的社會責任感與大無畏的承擔精神。如果佔中三子與大學校長們,願意發聲的其他學者、教授,再加上各政治團體負責人,包括建制派和民主黨,大家敞開心扉,進行對話討論,相信比較容易在尊重法治,在《基本法》的框架內,達成解決目前危機的一些共識。這些共識可以分為三個層面,也希望可以成為中央、港府和佔中領袖及廣大市民的參考意見。
解決目前危機的三個共識
1. 誰也不能破壞法治。
2. 民主是思想,是潮流;民主的實踐必須是理性;普選的實現在香港已具備條件,但必須有階段性和可行的時間表。
3. 中央、港府和社會階層都擁護「一國兩制」,但即使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存在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必須有所認識,得到重視。通俗說,資本主義有好的資本主義,如市場經濟、自由競爭;但也有壞的資本主義,如壟斷資本主義和超級利益集團。如果香港社會不真正改革,將沒有新的出路。
撕裂式的民意調查
日前,港大民意調查中心和我有一電話調查對話。調查員陳先生問我是親中派、中間派,還是支持民主的。我批評說,鍾先生主持的提問設計有問題,以本人為例,我是中左人士,同情勞苦大眾;我是知識分子,也是民主人士;我是愛國者,當然親中不親美。所以,我轉告勸鍾先生,不要搞這類分裂香港社會人群的所謂「調查」。王于漸教授說得對,以民調和公民投票解決政改問題,或會加劇社會撕裂,民調價值不高。
當年,我們都熱情投入支援愛國學生運動。過後,持續幾年大陸當局對部分學生進行整肅。 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來自略為認識的青年人。他要幫一位老師逃亡,向我暫借10萬元。我很猶豫,因為覺得三分真七分假。最後,擔心自己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不管真假也不用借,自掏腰包拿出5萬元。事後證明,這位青年借錢是為了自己做小生意。他是一個沒得救的人,但我一點也不後悔自己心軟受騙。
有一個真流亡的學弟,號稱是中國100名公共知識分子之一,比較活躍。我勸他,不要以為得到道德理想的天空,其實失去了土地和人民。
15年前,我寫了一封致海外民運人士的信《敞開心扉的對話》。今天,特地抄錄如下,希望給佔中三君子和周永康同學參考。不敢冒犯,唐突之處,祈請見諒。
敞開心扉的對話——致海外民運人士
「浮雲遊子意,落日故人情」,這是中國人的千年絕唱。無論當年的流亡是被迫,還是自願,無論是為了偉大的理想,還是個人的私念,尋找他鄉的故事雖悲壯和蒼涼,背後的影子總有思家的惆悵。血染的風采慢慢褪色,傷口的表面也已癒合,許多假定的事實背後還有一些事實,歷史的移動又模糊了許多界限。大家都有些傷感,不該發生的事發生後,大眾喊完慷慨激昂的口號卻慢慢忘卻,是否應該責備歷史把你們推上祭壇,又誘迫大家走向自我否定…….
李澤厚先生最近說,「許多東西在倫理主義範圍是合理的,在歷史主義的範圍內並不合理」。雖然大家的口號沒有超越時空,但歷史會更寬鬆地給時間和空間,讓所有的人都得到合理解釋權。不能否定,就算理想沒有達到,人們炙熱的精神將永遠感動自己,也永遠感動後人。
如果大家是為了國家的興盛、民族的新生而投身民主運動,無論是要革命還是要改良,無論是做對多少還是做錯了多少,動機和出發點應該見得陽光,坦蕩面對世人。除了那些靠民運吃飯的和用血醮饅頭的人,大家都可以敞開心扉說說話。傅申奇先生今年發表了〈中國民主運動的分野〉一文,他說:鬥爭哪怕再艱難,也不應以損害整個民族的利益為代價來達到自己的目標。民主運動不能也不應成為有害中國整體和長期利益的國外勢力的附庸。他又認為,魏京生等代表了 「損國民運」,因為對中共統治的仇恨,為了結束不合理的一黨專政,任何力量都加以利用,包括分裂國家的力量。這一判斷是否客觀準確,姑且不論,但如若是這樣,即所謂的“民運”已成為了自己異化的產物,走向了對立面,走向了極端。
海外民運人士應該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部分,就算不聽話的知識分子,其中也不乏精英者。中國知識分子的第一個定位應該是愛國主義者,應該是堅定的民族主義者。如果離開這個前提,民運就失去了土壤和基礎,絕對喪失13億人民的民心。美國朋友是民主運動的天然盟友,但無論是心理還是口中,他們從來沒有忘記美國利益第一。當年的中共無論如何狂熱,其定位仍是中國共產黨,而不是共產國際中國支部。失去家園的世界主義者,雖有悲涼的詩意,伴隨終生的卻是沒有根的失落。
當然,現代的愛國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最少必須具備下面六方面的秉性:
1. 有國際視野而不是自閉的井中蛙;
2. 有民主精神而不是封建專制的僕從;
3. 有人道主義思想而不是弱肉強食者;
4. 有科學的理念而不是迷信和盲從;
5. 有歷史發展觀,而不是機械論者;
6. 有實事求是的態度,而不是固執的唯我主義者。
有了這六大思想原則,就可以同狹隘民族主義者劃清了界限。如果大家有愛國主義基本定位和六大原則的共識,許多引起人們思想混亂和自己混亂思想的事情,就能得到澄清和解惑。
當全球化的經濟文化浪潮風起雲湧,我們的視野不僅注視歐美先進國家的激情,而且留意亞非拉落後國家的恐慌和悲情。
當地球村概念日益打動人心,也要顧及的是弱小民族的生存權。
當人權高於主權的口號沖雲霄,要冷靜知道美國不會因為非洲數以千萬饑民的人權而大開國門喪失主權。
當欣賞台灣的民主政治長足發展,除了理解黑金操作內幕外,當然要審視李登輝先生分離祖國的深謀遠慮。分析主權在民時不能無視台灣民眾疏遠中華母體,鄙棄大陸同胞的病態心理。
當把人道主義思想轉化、變形到人權主義的時候,批判中共整天嘮嘮叨叨13億人民吃飯睡覺的生存權時,不要忘記非洲每天成千上萬人死於饑餓,每二個初生嬰兒有一個染上愛滋病毒。
當我們警惕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在中國重現時,不要忘掉法輪功確實愚弄民眾、違背科學的事實。
當嚴格批判文革的罪錯和深刻反思六四的悲劇時,不要對這二十年來,特別這十年來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熟視無睹,更不能將進步視為「退步」。
離開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歷史發展的觀點,使人迷失了方向,走向思想的迷區。
所以,我不希望阮銘先生歌頌兩國論而成為李登輝欣賞的大陸文人;很反感曹長青先生巴望「大共王朝」因與美軍開戰,而像當年「大清王朝」被日本海軍戰敗導致分崩離析(因為當年清王朝儘管腐朽黑暗,日本侵略中國絕對是罪行);最悲哀張偉國先生對美軍炸毀中國駐南大使館幸災樂禍,並鼓吹將學生的愛國熱情誘導到反政府的運動;很感歎魏京生先生忘記在牢裏營養不好掉了牙齒,而主張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更痛心一些說「洋話」的中國人,用一種冷譏熱嘲的態度談論自己國家和民族的黑暗和落後……
當然,我不是民運人士,許多想法大家會有差異,但作為知識分子,我們是「同類項」;作為香港人,也同樣熱愛自由和關心民主。香港人比較喜歡王丹,因為他多幾分誠實,多一點中國文人氣質;知識分子比較欣賞王軍濤,就算政治見解不盡相同,但他一直默默研究中國發展中的問題。
在告別20世紀之際,在台海風雲突變多事之秋,在國家興衰的關鍵時刻,我們祈望中國政府主動採取措施,更廣泛團結一切愛國的人們;同時也反省自新,並且盡量化消極因素為積極力量。我們也祈望海內外的知識分子都做頭腦清醒的愛國主義者,堅定的民族主義者。這,需要明瞭目前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的新格局和各國發展仍不平衡,各民族處於不公平狀況的殘酷事實;需要正確對待目前中國的缺點和成績,總結21世紀中國的歷史經驗和教訓,需要正確對待個人和民族的命運,準備為21世紀的改革和進步注入一股清流,並貢獻自己力量。
(註:寫於1999年初冬,在小讀者群傳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