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下，我們的孩子變成了part-time學生，只有部分時間在學校；大部分時間在家。即使在網上上課，要做學校安排的作業，也往往需要家長從旁輔助。

為學生真正準備他們的未來，就必須脫離「學歷掛帥」的教育理念。他們真正的準備，是在種種不確定之中，掌握確定的元素，那就是學習。

筆者在一個有關的研討會上，從「學習科學」的基本原理出發，分析學生的學習規律，探究為什麼項目式學習（Project-based Learning）是回歸學生學習的一個不錯的起點。

在傳統的學校裏面，分數與成績，就是學生的價值，也變為學生的自我價值。這種形態，只有把學生驅上了狹窄的獨木橋，而沒有為未來廣闊的天地做準備。

學校感到需要把學生送到更寬廣的天地去學習，是校長和辦學團體的眼光與理念。既沒有政策的硬性驅動，也沒有任何的金錢誘因，有的也許是學校之間的互相促進、互相呼應。學校與辦學團體的這種動力，不可小覷。

學生的學習，必然會滲透到廣大的社會和自然界。學生學習的社會化，就成為教育的新生態。從這個角度看，學生學習的社會化，其實已經在逐漸發生。主要有兩個方面。

筆者認為，學校還會存在，而且擔任關鍵的角色，但是勢必會脫離包攬學生學習的角色，因為不是任何意志或者政策可以左右其發展的。於是必然會出現教育的新生態。

傳統的工業社會正在逐漸離我們而去，工業社會教育體系的支柱──學歷──的認受性也正在不知不覺地遭到衝擊。教育必須反璞歸真，從「學歷」的緊頭箍釋放出來，回到「學習」。

疫情使傳統的教育理念受到衝擊，新興的教學方式正在形成。網課雖不能達至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但卻無庸置疑地打破了學校的「牆」，使教學更加的現實化和社會化。

假如學校的功能就在於供應訊息，豈非遲早會被廢除？那麼，剝除了訊息的傳輸功能，學校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教育是為了個人的發展，還是為了社會的發展，是每個社會都必然遇到的矛盾。

影響教育比較厲害的，是「表」與「裏」的關係，也就是表面的形式或者標示，與實際的內容和內涵。

墨西哥的教育工作者，似乎認為「愉快」是一個重要的準則，因此學生是否愉快，非常重要。

學習，必須要「為自己而學」或者是「為學而學」 ，才會有深刻的、真正的學習。

教育是為社會（國家）服務，還是為個人服務。在香港，猶如其他受西方文化影響的社會，教育是為個人服務的。個人的教育成敗（成績、升學、就業），全是個人的事。

在這些筷子文化的社會，個人與社會、個人與國家的關係，始終是教育目標的一個關鍵環節。凡是教育方針、教育目標的文件，都無可避免要把這個關係講清楚。但這並不是每一個社會必然的。

誰都知道，國家與國民，即社會與個人，是互為因果、相輔相成的循環關係。但是具體來說，先有社會，還是先有個人；國家與國民，孰輕孰重，往往是社會制度的核心價值。

所謂「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可以有不同的闡釋。甚至同樣的現象，可以在字面上有相反的闡釋。

權威的存在，是不容否定的。但是某種權威是否合理，就有文化價值觀的因素。

「乖」，從長輩的角度，「聽話」之外，也要遵守社會「規矩」。從子女的角度，則有自願地、自覺地、主動地服從與遵守的含義；而不單單是聽父母的話。這是很多生活在西方文化的人，不容易理解的。

九十年代開始，由於全球化的迅速發展，一方面跨文化的商業活動驟增，另一方面很多跨國公司與機構也出現了多種族的員工。於是出現了不少講述文化差異的書籍。

香港目前仍然是停課時間最長的社會，開學以後的路，是更大的挑戰。

什麼有價值？什麼沒有價值？而價值觀的表現，不在「有」與「沒有」，「1」與「0」之間，而是價值的比較。

數碼素養的養成，關鍵在運用。而並非多上些數碼課，或者在現存的電腦課多加點數碼知識，就能達到，而需要學校有全面的策略。學校的角色，非常關鍵。

教師比學生有較大的經驗積累，對於社會和文化有更深刻的體驗和認識，對於人際交往有基本的原則和素養；應該可以給學生重要的啟發。但是，學生的「路」，卻不一定是教師能夠指出、預測，甚至理解的。

從What到How，需要一個過程。已經發生的，非常不幸。下一步怎麼樣？大家都希望不會更加不幸。在這過程，專業教師應該和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

專業教師愛護學生，不會向學生散播仇恨的意識。教育的基本責任之一，是讓學生學會與人相處，特別是與自己不一樣的人。在學生心中種下仇恨的種子，將會為學生帶來終生的心理陰影。這是一種不能容忍的傷害。

疫情屢次來襲，不少學校已習慣線上教學。各國的線上教學模式不盡一樣，十分多元。例如上海動員媒體製作公司為學童製作講課影片，全市通用；香港亦發現線上教學時間比較實體上課為短，令學生可發掘新知。

現在對於《國安法》的解讀，許多都是想當然；然後又把這些想當然的解讀，當成是出發點，再無限擴大。

香港教師絕對關心學生的安全與健康。但與此同時，緊記教師要負上社會責任，不應讓學生困守在考試與分數，又或者把他們縛在短命的政治戰車上，其實都剝奪了他們真正準備面對未來的機會。

為什麼教師要受額外的束縛：不能公開賭博？不能到戲院看三級電影？作為教師，在社會上、在家長心目中、在這個行業裏，這些都不是教師應該做的。是一種對其行為準則的社會共識。

二十世紀80年代，應政府委託，OCEA派顧問團檢討本港教育。報告書中奠定了「教師行業是一個專業」的基本觀點。也是以後香港教育發展的一個基點。

體罰的變遷，說明行為準則是會隨着社會的演變而變化的。現在要是有教師以任何形式打學生，看來會惹來官司。但也說明，許多行為準則，是與更大的社會價值——例如「人權」——互動的。

各國人民不是因為規定而遵守某些事情，而是已經內化了的準則。不是因為人家覺得「你應該」，而是自覺「我應該」的行為。所以稱為「準則」。

傳統的教育，往往會拿一些「英雄」人物來勉勵學生。筆者小時候，有華盛頓斬櫻桃樹不撒謊的故事，有匡衡鑿壁借光夜讀的故事，也有岳飛精忠報國的故事。這類教育，還會繼續嗎？

離開了課室，給了教師一個機會，試驗各種讓學生掌握自己學習的可能性。這些試驗，並不一定馬上生效，也要準備會有失敗。但是疫情逼出來的嘗試，似乎並沒有普遍的挫敗。這是非常可喜的。

社會劇變，那不是你我可以操縱掌握的，更大的衝擊與挑戰也許還在後面。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如何在狂風暴雨之中，繼續履行我們的天職？

疫情在許多地方還沒有過高峰，但是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已經非常明顯。美國一位教育評論家來信給作者說，美國的高等教育，正面臨前所未有的災難。

現在，停課以後，教師掌握數碼教學，應該已是不在話下，而且發展潛能甚大。學生運用電腦、上網，應該也不再有技術障礙。問題是：這種新的學習形態，是完全作為權宜之計，曇花一現？

疫情過後，教育界會遇到怎樣的情況，未可逆料。照道理，學校的學生是一個固定的數目，各級學校「服務對象」是一個不變的數目，不會因為疫症就增加或者減少了學生。但又不然。下面就純粹從營運的角度，嘗試猜測一下。

DSE於4月24日開考。當局的開考決定，是一個艱難的決定，關鍵是疫情的嚴重性與考試的重要性之間的掙扎，最後需要果斷抉擇。但是，政府要抉擇，每一位考生也有個人的抉擇；政府難以代表每一位考生。

長期把學生關在家裏，不是辦法。可否有彈性的停課？新加坡原來打算每周「在家」一天，筆者上周就認為是「可攻可守」。我們有沒有可能實行彈性「回校」一天？

聽到了一些運用在線學習的特點，創造機會，改變學生的被動學習慣性。非常生動，都有實踐的案例。可見，在線學習，固然有「失」，也可以有「得」。

假如真的要在痛苦的疫情之中，把「停課」看成是突破常規的難得窗口，從而提煉出一些良性的「未來」元素，就需要在繽紛的嘗試之中，尋找一些有普遍意義的原理，在疫情過去之後，留下有益的後繼影響。

「停課」，不免使人懷念校園的生活。很多學生，從小學到大學，都忽然感到與同學共同生活的珍貴，渴望有人「傾偈」。沒有學校，就沒有了群體活動，青少年的生活就完全不一樣。

學校，是讓孩子成長的場所，是家長最重要的夥伴。不要因為一時的停課，或者是一時的經濟困難，就讓孩子離開學校。在疫情之下，可以說，大多數的學校和教師，已經盡了他們的努力，讓孩子繼續他們的學習生活。

最近，不少的群組都在討論同一個話題──家庭對於「在家學習」的準備。有朋友甚至批評：你們只知道講教師如何如何，可知道家庭是否承受得了？批評非常及時，也是許多學校面臨的挑戰。

在家學習的特點，是把學習的主要任務，從教師身上移向學生，增加學生自學的成分，例如增加書籍或者是網上的閱讀！假如香港的學校，因為疫情，反而提前認真地較大幅度嘗試學生主動學習，是否可以「把壞事變好事」？

引進「在家學習」的另一種思路，是把疫症的「危機」，變成改變教學模式的「契機」。積極地看，「停課」正好是擺脫了課堂與課時的束縛，讓我們有空間重新思考，把「上課」轉化為真正的「學習」。

假如大家努力，積極運用疫情籠罩下的非常境況，也許可以創出一些新的學習模式，在教學理念上有平常不會有的突破。

輩分，在華人社會是非常重要的概念，家族、機構、官場、學術界都是如此。

從中國傳統的打躬作揖，伊斯蘭文化的男女授受不親，到南美、歐洲的擁抱、吻臉，可見同樣是見面打招呼，非常不同的動作，背後有着不同的人際關係假設。

把中華文化與西方文化對立起來，往往是把文化元素與政治元素混為一談，把政治衝突誤以為是文化衝突。

其實每一方面，都是學生學習的大好天地。學校裏也會讓學生見識全世界的各種文物。如果加上文化這個框架，學生得到的就不再是簡單的羅列，而是看到文物後面的文化因素，因此可以眼界大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