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調整角色其實是一個大議題，絕不是在這邊加一項工作，在那邊設立一個新的專員那麼簡單的事情。

雖然市民將陸續注射疫苗而可幫助防疫工程，但這跟整體回應新冠狀病毒病所帶來的各種挑戰，並不是同一回事。

政府宣布將改革通識科似乎在市民意料之內，但在某個意義上，這不應是討論的終結，而是一個更廣泛的探討的開始。不過，由於這次宣布「動手術」匆匆忙忙，到目前政府尚在解說之中，則引起社會擔心政府並未做好準備。

長久以來，我們沒有認真對待「成熟學生」的需要，沒有真真正正的將所有學習渠道打開，為不同年齡、不同階段、基於不同需要的學員提供教育、訓練。

以什麼態度來對待林鄭月娥未來的《施政報告》，或多或少會反映出當事人的自我政治定位。

如果特首能夠在新一份《施政報告》裏回應一個問題便已經足夠——她對未來一年的香港社會，有一個怎樣的圖像？

大家在討論下一階段怎樣如何的時候，其實需要採用一種更長遠的目光，而不是再糾纏於下星期會好一點嗎？就算下星期單日新增確診個案的數字下跌至25人或以下，難道食肆便會准許恢復晚市服務嗎？

把問題的責任完全推給對方，基本上無補於事。面對當前的局面，大家暫且收起情緒，嘗試想想今後的道路如何走下去。這是一個很難處理的題目，但必須認真對待。

過去我們太習慣以功能主義的論述來討論香港的價值，但時移世易，宏觀環境的變化早已提出了很多新的提問，而我們似乎還未有準備去作出回應。

當不信任成為了主流日常意識之後，凡事懷疑，要仔細檢查每項細節，假設每件事情背後都另有一個事實，表面上相安無事，其實存在陰謀詭計。

當社會發覺，能夠找到解決問題的終極方案的日子遙遙無期時，人的想法便會轉為評估風險，重新計算成本與回報，再次界定所要承擔責任的範圍，然後定出一個新的「正常」。

「半停頓的生活狀態」不單止是停課、服務轉為有限度提供、「在家工作」那麼簡單；當人流減少，同時個人的活動範圍大大收縮的時候，整個城市的生活方式、秩序、節奏都起了變化。

今次疫症襲港，有點兒不一樣。我們不是完全沒有聽到「有危就有機」，而是次數少了很多，甚至是少到令人覺得有點不習慣。

從來就沒有「純民生」的民生議題，也沒有只有政治的政治議題。所謂民生議題vs.政治議題基本上是一套政治修辭而已。

香港人很重視「有得揀」，俗語有云「勉強無幸福」，若然香港人覺得自己被迫做某些事情，他們一定不滿。

缺乏能力和智慧將訴求作出政治轉化，雖然行動的款式或者千變萬化，但具體內容則不斷重播。這是平行時空，但對我來說，更像一集播不完的《迷離境界》。

「林鄭月娥式回應」已成為了香港民間的關鍵詞，代表「你說你的好了」。市民不覺得受尊重，憤怒繼續；尋找出路，成為了一件很遙遠的事情。他們很想為香港做點事，但不覺得可以通過政府及其渠道做到他們想做的事。

我在一個月前在此寫過，這不是殘局，是死局。要破一個死局，不能繼續在原有框架內打轉。若嘗試抽離一下，過去兩個月的亂局中一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各界都遏抑提出第六訴求。

由抗爭的開始到了目前的狀況，這早已不再是一個「殘局」，而變為一個「死局」。

正當性、認受性只是政府施政的規範性因素的其中一個面向；其實同樣重要的——但在平常日子裏大家不會怎樣察覺的——是政府的道德力量。

所謂「中間落墨」是糖衣毒藥，而有商有量是投降的代名詞。這種剛性取向，「寧為玉碎，不作瓦存」，玉石俱焚，會好過「不湯不水」。至於「中庸之道」這四個字，好像早已消失，甚少見諸公眾議論空間。

事關重大，小心輕放。為從長計議，必須以實證為基礎，進行客觀和中立的分析，通過研究來幫助大家判斷和決定。

什麼高增值服務，什麼高檔次消費，統統都只不過是隨便說說，擺個姿勢，完全沒有實質內涵，更無跟進的政策部署。如是者，這類空口講的白話，一講便講了十年八載，成績欠奉。

香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繼續對特區政府的政策、舉動半信半疑（甚至是懷疑多於信任），不無道理。在投入規劃之前，或者政府與社會都需要重新溫習一下「香港人與香港社會ABC」。

當我說無論香港人有何主觀願望，區域整合已經發生、正在發生、必然繼續發生的時候，並非想講一些人所謂的「被規劃」。

當前環境對香港的一大考驗，是它需要怎樣認識周邊的鄰居：香港可怎樣運用鄰近地區資源？鄰近地區又打算怎樣運用香港資源？要應付未來挑戰，香港先要懂得跟鄰居競爭。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設計，其實相當耐人尋味。設計的藍圖似乎假設特首可以單人匹馬，主持大局。這樣的想法背後，可能只建基於一種對非政治化的迷信。

很多時候領袖愈想在受到挑戰的過程中，重新突顯他們的聲望、權威，以為這樣做便壓得住整個場面，其結果卻剛好相反，引起更多人的懷疑。

問題是今天我們討論的題目，是關於大灣區作為香港人就業的一條重要出路，則我難免會感到好奇：為何應該是相當「搶手」的香港人才，在早已對外開放的大灣區裏，仍未成為「搶手貨」。

現時在香港內有關大灣區的討論，談很多灣區如何幫助香港變得更好，而較少討論怎樣可以將灣區整體向更好、更有競爭力的方向發展。

沒有願景，便不需要等待。沒有願景，眼前的一切都顯得難以忍受。耐性，似乎成為了少數人可以負擔的奢侈品。

今天香港社會最需要的，是放膽以逆向思維，衝出框框，為未來定向。

時下關於大灣區的討論，大多數均屬客客氣氣，態度友善，盡量不要太過具體。但作為一個區域發展大計，只是很表面地談談互補優勢，其實不足以推動很實在的新嘗試。

香港人不習慣以「砌模型」當作規劃，不會視沙盤為發展藍圖，但卻需要學習擁有一種宏觀的視野，更主動地構思香港發展，更自覺超越原來的地方空間。

我的提問其實很簡單：如果沒有後着，一切短期措施都會變得欠缺說服力。

依靠政策改變來主導社會經濟發展，不可以由上而下，由政府領導強勢推行嗎？但以目前所見，特區政府既未有足夠民意支持，同時也未有足夠的政治能量。

究竟第三回合的區域融合將會是怎樣的一件事情，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大灣區是一個什麼概念。

特區政府要認真地利用大灣區的政策框架，不可能不調整其經濟角色。

在目前香港政治形勢底下，怎樣能有效率地在本地框架內走一轉呢？

過去10年的變化，是舊有的做法受到挑戰。愈來愈多團體、民眾表現得不耐煩，認為要有所改變。但那些期望具體是些什麼，其實並不清楚。

在大灣區新概念底下，儘管行政地區依然存在，並且於管理上有所分別，將來我們對很多事物、活動的理解，應該是跨行政區的新的個體。

一個所謂分裂的、敵我分明的社會，或者就是這種存在的狀態。在每個人的眼裏，主要是對方的所作所為有多錯。

那麼，今年踏入冬季，又或者明年同期，又會再次「偶發」迫爆公立醫院嗎？

特區政府如何帶動香港社會討論首置上車盤的問題，應是對新政府的一次考驗。

在很多人的心目之中，只要香港保持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則既可防止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干預、入侵，又可透過促進內地經濟發展，而慢慢將可怕的中共改變過來。

從教學的質素來看，本地大學正在走下坡，並且不覺得需要嚴肅對待。這聽起來相當悲觀，但大勢所趨，不易逆轉。

近期很多人談論2047年，但其實我們連由現在到2022年將會有些什麼轉變也不太清楚。

我想說的是，這一代大學生比不上他們在中學階段的自己。

香港真的是變了嗎？還是回到過去，返到一個某一兩代人曾經努力嘗試改變的狀態呢？

要堅持三年五年已很困難，但作為「true believer」又怎可以接受自己當「逃兵」，改變初衷呢？

年輕人有那種「眾人皆醉」的想法，不足為奇。

Now Generation給自己提出的一個難題：既然放棄耐性，那為什麽其他人又需要對他們有耐性呢？

理論上他們反精英，現在一天到晚以喚醒裝睡的人為己任，以為人人皆不知，只有自己最為清醒。

雖然存在恐懼，但卻總有辦法可以令個人在心理上好過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