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治靠的是為人民做實事。光是憑金主支持選舉勝出的國家領袖，如置民生於不顧、窮兵黷武、講一套做一套，不過是虛有其表的霸權而已，稱不上民主。

當今的中國，權威和威權並存。中國一黨有效專政，要靠的是建立有洞見、敢作為的文化，及抑制崇尚威權的文化。

西方的政治體制，強調建構公平的平台，但多年來的實踐，證明了這制度的公平是虛有其表──權力向金主傾斜，良治難以落實。小政治的問題，在於人性的弱點和金錢的力量，以致「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中國是美國幻想出來的敵人。有識之士如Elon Musk 和Jamie Dimon都懂得中國為美國帶來機遇而非威脅。但政客中有識之士好像已絕跡。這才是美國走下坡的因由。

我深信，說好中國故事首先必須讓更多人了解中國共產黨的本質。正是人們錯誤的認知鼓動了反國教和反逃犯條例的人群走上街頭甚至訴諸暴力。

在今天的房屋政策下，想發達靠務必先租公屋後炒居屋，躺平甚至刻意不升職，力保輪候公屋資格，變成致富必由之路，經濟動力從何談起？筆者呼籲政府認真考慮筆者「港式組屋」的建議。

我們追求的良政善治並非單靠虛心實幹的領導，還要靠慎思明辨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群眾，否則過去曾出現的人禍仍可能發生。有了慎思明辨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群眾，一黨專政才不會走歪路。

面對人才流失之際，極須吸引人才之際，竟仍向外來人才有意留港、以香港為家的人才徵高額的買方印花稅。理據是什麼？額外印花稅造成供不應求，上車盤樓價暴升，政府不會考慮減辣，理據又是什麼？ 

SSD原意是需求管理，既然無法短時間大幅增加供應應付龐大需求，政府推SSD去減少需求，聽來像挺合理。然而，雖然SSD成功遏止了投機性的需求，它也同時遏止了投機性的供應和二手樓的供應。

公共資源有限，若房屋標準定得過高、出售居屋定價過低，再加上購買公營屋有機會賺取高回報，公營房屋只會淪為抽獎遊戲，偏離公營房屋的政策目標。

所謂的救命無非只是延長壽命，而抗疫措施若造成市民身心俱疲，又面對巨大的財政壓力時，也同樣會足以使人折壽，原因可以是自殺、他殺或疾病。

由於香港人口可能已經見頂，而事實上本港的勞動人口亦早已於2018年見頂，我們的房屋政策理應由大幅增加建屋數量改為積極推動改善居住素質。

當局宜加聘人手，並為該等人手提供訓練讓他們辨識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並協助他們接駁到適當的「行動中心」，盡快解決急須解決的問題。

我們總會需要與大陸通關，還會跟國際社會通關。大前提當然是高於九成的完整疫苗接種率。然而，我們在防疫工作要成功，應同時注意3個概念：精準防疫、設計思維和戰略行動。

今天昔日叢林文化、弱肉強食表面上已成過去，平等自由文明法治民主變成普世價值。然而弱肉強食以強凌弱的情況依然存在，只是以較隱晦的形式進行。 

公共房屋應租置並行「兩條腿走路」，皆因社會上的確有人付不起樓價。我們希望能負擔樓價的人繳付合理的價錢買樓（如約為住户年收入10倍），藉以減低政府的負擔。

筆者當然認同特區政府應改善港人居住條件。但一下子建造大量樓宇，若重挫樓價，其實反而會窒礙「換樓住好啲」的運作。

由於「一校一社工」的政策，當老師遇到學生有情緒或行為上的問題時，很自然就會轉介給學校社工。筆者那代人多有昔日老師循循善誘、鼓勵同學、協助同學面對逆境的記憶。可惜這樣温馨的情境今天已少見。

日前有電視台報道了有私宅業主飽受樓上滲水問題困擾，原來樓上劏房建築不合規。政府部門卻一於「好少理」，為官卻不做實事又是另一種要不得的官場文化。  

由於政策下每個香港有長期居港權的家庭都合資格買，新版居屋政策只要正式公布，就會為整個樓市帶來新氣象，收立竿見影之效。儘管新版居屋供應短期內未必太大，大部分港人仍會即時受惠。 

今天以500呎的單位已絕非僅能滿足基本住屋需要。事實上，今天香港住宅中位數面積僅為430呎甚至更小！新居屋一家四口每伙面積應為390呎，同樣的土地估計可多建兩成數量的單位。

政府的成立不會三分而立，但運作宜三分而治，以防濫權。由於三權分治為的是更好服務國民，個人認為說分治而互相配合並無不妥。

什麼是真正的人權？什麼是責任？什麼是正義？在新通識課程中都應認真探討。明白什麼是真正的人權和正義並致力捍衛之，顯然也是「公民」應擔當的責任。

根本公義要求全民真正生而平等和全民都按公平的遊戲規則活動。但現實是貧富有別和存在歧視。我們寄望的是社會更多人以易地而處的心態理解政策和制度。

從現實角度看，美國短期內當然難以改變對華敵視的態度，脫鈎的呼聲仍會持續。但事實上美國減少對華倚賴並不容易，並可能付出巨大代價。

重推租置計劃的致命傷，是政府不可能持續以低價向所有想以廉價買公屋的人賣平樓。大家更要想一想：如果政府真的有能力這樣賣那麽多的公屋，又有誰會以高價向私有化公屋的業主買公屋？

政府本身不會濫權；濫權都是人，都是掌握和行使公權力的個人。防止濫權就要確立法治：法律必須公正，亦即堅守公義，無人能凌駕法律；法律須以公共利益為依歸，違反公共利益的法律都應廢除。

平等相處，和諧共融，愛惜生命，互相尊重彼此的自由，不恃強凌弱，不以勢欺人，正是全人類共通的、真正的普世價值。

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都要有界限。在新加坡，傷害不同族群和刺激仇恨的言論都觸犯法例，危及治安及國家安全的言論當然也觸犯法例，可能嚴懲。

個人認為如美國真的動真格要制裁中國和香港，不讓中國和香港使用SWIFT的平台兌換美元，勢必引起巨大的震盪，不但會引發金融海嘯，還會波及美元「超級貨幣」的地位。

香港在十天內連失兩個光環：3月17日我們失去全球最自由經濟體的寶座；3月27日我們失去「紐倫港」全球金融中心三甲的位置。

筆者認為，香港應認真考慮重新向已證有效遏止本土個案的地區「開關」。這是重新啟動經濟，給飲食業、零售業、酒店業、運輸業等重現生機的重要一步。

台灣人不可能接受台灣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中央政府要贏的是台灣人的心。沒有對等的互相尊重，統一只是緣木求魚。

基於SARS經驗，新冠病毒疫情在7月前消失的機會很大，說不定現時股市的大調整是入市的良機。

到底禁止抬價囤積是否愚蠢？是不是限價就反而會打擊供應，反而加劇短缺？

我不會說這恐懼非理性。我只知道這恐懼是實在的和要正視的。政府要做實事紓緩這恐懼而不要做激化這恐懼的事情。Bartholomew又提醒我們：網上社交媒體容易散播恐懼和混亂，大家切勿杯弓蛇影。

大灣區計劃是內地首先提出，香港是不是「被規劃」？會不會因而失去一些自由和自主？筆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措施大大增加港人的自由，即除一向享有的自由可繼續外，港人將獲更多的自由。

法律絕對不能凌駕公義；守義達義才是法治的精神。

年輕人有理想，他們從平權角度思考，認定公民提名最為最合理。但我希望年輕人明白世途險惡、合約精神，以及守義的重要性。

我自小明白自由的重要，但任何人不應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時侵犯別人的自由。因此我們要追求的，應該是人類最大的「平等的自由」。

我所期盼的中國政體是「專心為政」的「一黨專政」：共產黨只代表執政班子，而非凌駕於人民之上的利益集團，而執政班子都必須透過可靠和公平的機制選拔出來，而且舉凡有心服務國民的人都應有同樣的機會參加選拔。

是次修例風波反映了一個長期被忽略了的事實。那就是香港欠缺了凝聚力，欠缺了足以凝聚人心的文化內涵。修例風波之所以爆發，完全是文化災難：社區內長期存在互不信任、甚至互相敵視的情形。

我的「港人家庭基本居屋」，不論出租和出售的，都要求申請人自用。出售和出租的，都要實而不華，和提供只屬最起碼的生活空間。

中國立國70周年的國慶將至，教協是不是有責任鼓勵同學鼓勵老師尊重這個日子？同學或老師對中國的一些不滿，是不是應暫時擱下，不要做一些不尊重國家的行為？

如果主要貨幣的交易被Libra取代，它們的真實價值就難以在市場顯露（price discovery）出來，而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亦會在某程度失去效力。

觀乎有國家多年來干預別國事務甚至炮製推翻政權扶植代理政權的事實，加上恐怖主義猖獗，我認為維穩有實際需要。

示威遊行人數增加必會鼓勵更多人參加，原因是人多就會感覺到成功更有希望，而且人多自我感覺就更佳。因此遊行示威確有滾雪球效應。這種動態效果是適用於所有群眾運動。

對半製成品或原料的出口補貼等同給製造業補貼，因此等同給進口國提供利益，沒有理由要反對。奇怪是為什麼一些國家對別國進行出口補貼不但不歡迎，更以關稅抗衡。

其實，人對物質上的需求顯然是有限的。我們的身體的一切生理需要都有限。衣食住行的需要都有限。但是人不會滿足於物質上的滿足；人還要追求心理上的滿足。

全球化是一個客觀現象，根本不容從新定義。要引導全球化行一條最符合美國利益的軌跡反映特朗普太自大和太自我中心，根本不可能出現。

現實世界中，不少人對自己都不大了了，譬如醉駕人士就是因為高估了自己洒後駕駛的能力；癮君子變成癮君子就是因為低估了毒品使人上癮的威力；病態賭徒變成癮君子就是因為高估了自控能力。

特朗普要求與中國貿易帳平衡，中國為免彼此關係惡化，傳出同意在未來數年大幅增加從美國的進口，但這樣做其實對雙方都未必有好處。

土地供應政策要用前瞻視角。我們固然要多管齊下，棕地農地綠化帶乃至私人遊樂場地，都可考慮。

運輸署最近為啟德-紅磡-尖東-中環-西九的循環線招標。筆者對這個建議感遺憾，與其開辦循環線，倒不如乾脆開辦啟德去尖沙嘴和中環（或灣仔）的航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