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

立法會在香港法治體制裏帶有最重要的政治象徵意義，公然破壞而無法律後果，便是縱容鼓勵！

7月14日沙田舉行反修例遊行。其後，沙田鄉事會路和源禾路交界發生警民衝突。晚上，示威者與警方在新城市廣場內爆發混戰。行動中多人被捕。

一批傳媒工作者，包括前線記者及傳媒高層，早上由金鐘夏慤花園出發，途經警察總部，再到特首辦表達意見。

人際關係面面俱圓的林肯總統知道直接指出對方犯錯只是情緒上的宣洩，「我沒有做錯」是被人批評時人性的基本反應，所以只懂得指出別人錯處而對方又會欣然接受的機會是微乎其微。

由反修訂《逃犯條例》引發的社區遊行遍地開花，網民針對水貨客問題，今日（13日）發起光復上水遊行。遊行後，上水發生警民衝突，警方舉起紅旗警告，呼籲示威者停止暴力及盡快離開。

現代人眼裏，金錢的確萬能。雖然我們也聽過「有錢能使鬼推磨」，但是不曾仔細思考金錢的力量，因為社會上總有典範是錢買不動的。

觀乎有國家多年來干預別國事務甚至炮製推翻政權扶植代理政權的事實，加上恐怖主義猖獗，我認為維穩有實際需要。

中聯辦主任王志民認為香港有極少數人挾洋自重，甘當外部勢力的馬前卒，企圖攪亂香港、亂中取利。這些行為應當引起全社會的高度警覺和堅決反對。

在今次《逃犯條例》的修訂上，外國勢力說三道四，卻是證據確鑿。問題是，這些舉措是否存心搞亂香港？

香港兩次百萬人級別的超大規模示威以及「七一」立法會衝擊事件，就是典型的「黑天鵝」，娥姐一手炮製的「送中條例」就是為習近平送上這隻「黑天鵝」的罪人。

這種沒有政府發言人的運作，有違現代政府的常規，可謂香港特區政府獨有。難怪政府與市民之間的距離，總遭諷刺是平行時空。

6月4日風雨之夜，有一群穿制服的中學生來到維園。在六四晚會的燭光下，一副戚戚然的哀傷之態，令人嘆息過早地「體驗」社會事件的「悲劇性」。

在布拉迪斯拉發舊城區中心發生嚴重的酒吧打鬥。聽到爆炸聲，玻璃瓶爆破，至少有三名男子被防暴警察逮捕。

現在面對一個中央政府高度自信、對地方多元較不寬容的年代，香港在「一國兩制」框架下會日益艱難。相信出路還是要談到「初心」。

香港的基礎仍未受動搖，加上擁豐厚儲備，香港「未死得」。但港府如何才能「救番生」，就依然沒有什麼眉目了。

近年來，透過社會傳媒即時傳遞消息的便利，更令人撲朔迷離的「後真相」敘述方式開始普及。

正當性、認受性只是政府施政的規範性因素的其中一個面向；其實同樣重要的——但在平常日子裏大家不會怎樣察覺的——是政府的道德力量。

從目前的政治風向看，平靜下來需要時間，關鍵是如何避免暴力行動升級和蔓延。不能指望幕後主腦會收手，枱面上的政客也只會以「抽水」為目的到現場火上澆油，關鍵是普通的參與者。

香港律師聚集在終審法院，默站7分9秒，以抗議於2015年7月9日在中國大規模逮捕人權律師四周年。

關於社會上有呼籲特赦示威者的建議，李國能認為，基於公平的原則，特赦也應適用於警務人員。不過，「在現階段特赦，將涉及特首指示警方不用再調查，這是不適當的，與法治的原則不一致」。

市民對特區政府的信任很脆弱，仍擔心草案會在今屆立法會審議。林鄭月娥宣布《逃犯條例》修訂草案「壽終正寢」，「The Bill is dead」。她希望各界不會因政府使用不同的字眼產生有不同的影響。

悲情只會滋長宿命感，仇視只會助長撕裂，敵對不能帶來信任，缺乏互信就難推動改革。要去再度出發，前提是準確硏判當前局勢及深層矛盾的成因，並能跳出過往的思考框架探索其所以然。

讓「槍聲一響，法治收聲」，破壞香港法治的不作為者和始作俑者，是特區政府。

香港沒有政治部，我們一介小民自然不可能完全掌握外國勢力如何操作，搜證不是普通人可做得到。不過，若說沒有幕後黑手，恐怕只有愚蠢或天真的人才會相信。

香港一直並將繼續成為美國的強大合作夥伴。我們現時互惠互利的關係，歸功於港美經濟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以及兩地民眾多年來辛勤的工作和培養的善意。

記者組織厲譴責警方清場時多次推撞、喝罵、甚至襲擊記者，行為嚴重阻礙採訪，妨礙新聞自由。

既然衝擊立法會的抗爭者是抱着可能被警察打死，或者被捕後判監十年八年的決心（有人甚至以真面目示人），他們是否應該考慮，在律師陪同下向警方自首。

修例爭議爆發成為巨大政治風暴，除了由於政府與市民溝通不足之外，還有一個深層次的原因：很多市民心中積聚了對政府的強烈不滿。這不但反映在參與遊行的人數，也反映在社會對反政府暴力行動的態度。

根據過去「雨傘運動」的經驗，特區政府肯定不會做這件暴露其統治缺失的工作。如果政府不肯做，我呼籲民間人士合力來做這項調查。

北京政府卻沒有李光耀那麼實事求是，沒有老老實實告訴香港人，北京能給香港人的，只是一套有中國特色的指導式民主，由中國共產黨在背後拉線，而不是以個人意願為依歸的，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