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局

2020年是全亞洲合作的轉機年，此次抗疫，非但中日韓走在一起，中國和東盟十國亦舉行部長會。意義重大。風雨同行，同舟共濟，是善局。

政府不應因有人一時不理性就干預市場，我不明白為何反對派會要求政府在這類事情上也特事特辦？特辦的結果就是推香港走向社會主義。

所謂黨領導，隨時變為無制度，這亦是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完美演繹內地官場的報喜不報憂問題，加上地方官吏喜歡揣摩主子心態，形成積習難改。如果中央不作出改革，即使習主席有三頭六臂，也不可能將腐敗的制度起死回生。

武漢疫情至今，中共高層抗疫是否團結一致？還是趁機各有盤算？外界不得而知。但中國政治的一大特點，就是借勢，藉以達到自己的目的。這是比「民亂」更亂的亂源。

當李文亮不幸離世令他的遺言「一個健康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在於內地產生極大迴響時，我們必須防範有人藉故摧毀香港言論自由的長城，導致兩制崩塌，一國受害。

「健康的社會不應只有一種聲音」，「真相最為重要」。這是武漢市中心醫院眼科醫生李文亮（1986—2020.2.7）生前說的話。

撇開意識形態及選票政治等，英美兩國改弦易轍並非無迹可尋，說到底還是經濟利害作祟。

這些考試第一，以往被英國人讚美的高官怎能是「無能」？ 要知道香港公務員被灌輸的心態永遠是程序第一，目標為次，聽英國人的話。

香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去信廣播處處長，投訴指港台電視2月14日《頭條新聞》節目，嘲諷警隊於抗疫期間的工作。社民連今日下午1時到警察總部抗議。

在行使罷工的權利，和人命攸關需要醫護救助的權利之間，到底應該哪一項先行？其實，這並無一定的絕對性，我們需要考慮多方面的因素，才能平衡社會各界的利益。

武漢肺炎肆虐香港，但政府分配防疫裝備引起社會非議。抗疫最前線的醫護，防疫裝備竟比不上在附近守衞的警員。新公務員工會集會今晚在金鐘公民廣場外集會，表達對政府於是次抗疫政策上的不滿。

伴隨無盡的會議及記者會，政府工作似乎沒停，為什麼仍然失分？「甩碌」位在哪裏？我認為問題出在特區政府整體應變能力不足，緊急應變系統「生鏽」。

政客利用普羅市民對病毒傳播途徑的有限認知及因而產生的恐慌心理，發動市民抗議行動在各區「遍地開花」，在9月份將舉行立法會選舉的背景下，不足為奇。

任何政府要管治好一個地方，解決民眾面對的問題，無錢可用固然事倍功半，甚至失敗收場，但有錢可花卻從來不是獨步單方，有時甚至會弄巧反拙，增添民怨。現在政府面對的正是個非派錢能解決的困局。

治理疫情期間的社會是一個綜合的制度和政策工程。對現代複雜社會的治理不能簡單用集權或分權來概括。

港澳工作系統的升格，趨勢是加強集權，加強對香港的管控，令香港局勢更加危險。

香港社會已出現三山五嶽的人馬，但香港人需要的是「三山兩誠」；可惜，香港很不幸，只有「黑白天鵝」。

那天和朋友討論武漢肺炎對共產黨的管治影響，座上有深黃朋友覺得這是共產黨下台的先兆，我比較保守。

政策水平愈低的人，愈容易有「寧左勿右」的傾向。主管港澳事務的中央官員如果具有較高的思維能力和政策水平，可以更準確有效地落實一國兩制的方針政策。

今次疫症襲港，有點兒不一樣。我們不是完全沒有聽到「有危就有機」，而是次數少了很多，甚至是少到令人覺得有點不習慣。

有關全面封關，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林鄭和一些團體的隔空討論是沒有意義。雙方的共識當然是「是對方錯，我是對的」。其實封關有不同的程度和理念。

對別人一片好心的幫助，我們應感謝，但對一些懷有惡毒想法的分子，我們就要警惕。

從武漢撤出滯留港人，會讓北京在面子上難看；所以，現在駐守武漢辦的官員（可以犧牲的公務員），只能留下與孤城共存亡，以一己之盡忠，搭救鄭月娥亂港集團早已不復存在的民望，讓人既無奈，又悲憤。

籠子裏有若干數目的雞和兔子，共有35個頭，以及94隻腳，問雞、兔各多少？

政府在制定抗疫政策出現朝令夕改，令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抗疫能力產生質疑，這亦可以解釋港大袁國勇竟然成為半個官方抗疫官員，因為他的誠信遠遠高於所有特區政府高官。

疫症蔓延時，本應政府要帶頭，振奮士氣，團結人心，顯示領導能力；此時此刻，由民望死水的林鄭政府去領導防疫，家門不幸。

陰謀詭計通常難以揭露，但不可掉以輕心，內地派遣化武系的科學人員到武漢，已是既防疫也防生化攻擊，至少是未雨綢繆。

武漢肺炎肆虐香港，口罩成為無價之寶，連帶其他消毒物品都供不應求。我們看到很多令人感動的好人好事，讓我們看到政治嚴重撕裂的香港依然保留着社會有難時，自己應出一分力幫助他人的獅子山精神。

如果北京的治港政策不改，誰坐在第一線的領導崗位，效果也是一樣。林鄭最可憎的是，她還無限上綱地深化北京的強硬，加上她驕橫跋扈，導致效果更惡劣。

李文亮的去世，令數百萬勇敢的內地人悲憤莫名，他們大膽攻擊中共幹部企圖隱瞞疫情。但更令人震驚的是，李文亮的去世引發了社交媒體紛紛標籤「我要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