憲法到底在香港是否實施，怎麼實施，至今未見有一套權威的、嚴謹的、完整的說法。
理性看待對外貿易摩擦，絕對不會把匯率用於競爭的目的，不會用於貿易摩擦的工具；金融市場開放是根據中國改革開放時間表推進。
盛匯商舖基金管理創辦人兼行政總裁李根興認為，從創業者的角度看，我覺得只是滿足顧客的需要已經不夠，人客未有需要哪一刻，若你已想到人家未來的需要，才能發揮重要的角色。
關於新疆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事件，是政治範圍內的社會爭議；關於維族與突厥文化的淵源，則應是歷史範圍的討論，不該以政治偏見壓制知識界對歷史脈絡的疏理。
如果《政府工作報告》不提「推進民主」就是不要民主了，那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和「促進和諧」，同樣沒有提，是不是通通都不要了呢？
在華人聚居地，香港的法治程度原本很高。但是，近幾年受政治干預，法治程度轉弱。這是許多港人焦慮之處。
李銳走了，到現在我還不忍看他的《廬山會議實錄》：不是擔心失實，而是怕他有些話出版時還未敢公開發表。不知晚20年才寫會有什麽更深刻的感悟，會否更能影響今天、明天？
敢言學者、北京清華大學的資深法學教授許章潤認為，發端於1978年12月的「改革開放」，已在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後終止；政治已回歸毛時代，文革的那一套「借屍還魂」。
為什麼要召開一個以「底線」命名的研討會，它強調的是什麼「底線」？要堅持什麼樣的「底線」才能夠「防範化解重大風險」？而習近平所要防範和化解的「重大風險」又指什麼？筆者逐一分析。
自由、民主，是社會走向文明之路的重要標誌。選舉權，既是個人的自由權，又是民眾監察執政者的政治資源，是社會走向民主之路的要素。
新的學問、新的分析方法和干預實踐，究竟是否代表着社會在向前發展，中性或還是倒退，我們究竟又應以什麼取態來端視這些新生事物。
以當代國際政治的視野解讀，「韜光」是指收斂（斂藏光芒），不搶鏡頭、不露鋒芒；處理國際關係，小心謹慎、謙虛有禮，避免傲慢、到處樹敵，緊記「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的古訓。
引領全球之說，能否獲得西方先進工業強國的支持，得看其提出的中國方案，是否符合社會現代化的文明準則，是否具有優質化或普世性，從而獲得國際普遍的認同。
今年對中共來說是充滿噩夢的一年，原因有三：一是所謂「逢九必亂」的魔咒；二是專制政權70年的大限；三是五四運動100周年，也是中國人民追求民主100年的紀念日。
中美貿易糾結與「韜光養晦」的話題，最近出現新「拐點」（彎位）。中國社會科學網（北京）刊出學者趙光銳長文，質疑大國主義，呼籲「戒除大國主義」。
40年後回頭看，恐怕内地尚未完全擺脫歷史包袱。當年改革開放是在内憂外患的艱苦境況下逼出來的，痛定思痛，上下求索，雖找到致富的門路，卻迴避了深層次的再造，踟躕於前，問題積重。
無數歷史事例說明，「限制社會上不同意見的表達和討論」的弊端，更應被加入成為當前一項具顛覆性的錯誤，妨礙着中國的崛起。
德國學者Daniel Koss指出，共產黨所以能在地方層面建工牢固國家權力，正因為絕大部分黨員並非在政府官僚體系當中，而在政府架構以外行事。
一帶一路是跨世紀的工程，因基本上一帶一路所說的是絲綢之路，而絲綢之路在中國或世界歷史上是數千年的發展，所以中國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是將世界局面、數百年來的大變，重新轉變。
台灣的政黨和代表性人士，都可以通過民主協商，就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達成制度性安排，香港的政黨又何嘗不可以呢？重啟政改，怎麼就不可能呢？問題是香港的反對派是否自甘墮落成為「負面清單」的一員。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意味香港不再單是發揮自己的優勢，而是要配合中央制定的全國發展規劃。
過去的成功，不是未來的保證。習講話展現的改革開放前景，有令人擔憂的地方。
中美之間的第一輪交鋒已經了結，雙方已充分了解到對方的實力，知道哪些地方須退讓，哪些地方才有條件堅守，這是開始談判的起碼基礎。
孟案的政治含金量極高，輿論便按地按人而異，不少人更認為加拿大只是美國的尾巴，或美加實蛇鼠一窩，但這想法極度膚淺幼稚，對美加的政治實況和引渡常識一竅不通。
劉少奇的冤案，暴露「一黨領導體制」的弊端，特別是權力體制之弊：個人極度集權，形成一言堂的家長制。領袖權和家長意志高於一切，政治、社會遠離法治之道、制度有效的約束。
儘管中央政府要根據實際情況的變化來調整分權和集權，但分權和集權之間需要相對穩定的邊界，沒有邊界，政策執行者就會無所適從。
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科技發展卻表現得忌憚三分，是否真的反映中美之間的科技發展差距已經收窄，甚至到了可以爭一日之長短的地步呢？
如果外國高科技公司無法登入Google，WhatsApp，Facebook和Twitter，還願意將未來押注在大灣區嗎？
梁錦松表示，這場風波只是序幕，隨之而來的是中美全面鬥爭，或會長期對壘。中國既要重視外患，也須提防經濟內憂；而在兩國交鋒之中，香港也有獨特的角色。
歷史是弔詭的。革命畢竟經常在發生，所以人們可以說托克維爾陷阱或者其他形式的革命陷阱是存在的。但同時，至少東亞發展模式也表明了，革命的陷阱是可以避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