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背負巨額債務，但不管債務如何沉重，地方政府是不可倒閉的，所以最終總會有人來救，即最終的責任還是由中央政府來擔負。
信用評級服務與債券發行息息相關，我們將分別以三篇文章探討信用評級服務與債券市場的關係、以及中國和香港如何互補長短開發新的債券市場，便利一帶一路國家發行國際債券。
在強項方面，我們可沿用四個自信這框架，這四點已經高度概括。這裏只想加一點：規模效應。
本文以法律的視角，再思索人大對香港基本法104條的釋法（2016.11.7釋法，下稱104條釋法），究竟有無追溯期（又稱追溯力、溯及力），觸及法律的可肯定性和透明度。
中國社會已經沒有階級鬥爭，現在要以經濟建設為工作重點，發展社會生產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
人大常委會「至高無上」權威之說，也是不確切的，其權限受法律約束。
一個顯著的問題就是，精準扶貧能否實現原來所設想的基本社會正義呢？從這些年的經驗來看，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些地方這些問題甚為嚴重。
官員的「政績工程」重於民眾疾苦，個人意志高於一切，法律只是任意擺布的政治丫環，哪有法治可言？
香港人必須明白，中共是怎樣看待自己手上的權力的。
不妨再重申：從法制、經濟角度，「行政式一地兩檢」都對國家、香港都更有利，也沒有什麽北上南下的困難，中央應重新考慮香港高鐵的問題。
在美國的政治集會上，一定不會容許有人高舉伊斯蘭國的旗幟。這不是表達自由的問題，而是政治姿態的問題。
余光中比馬英九幸運，可以換場域，香港之後進入大陸這個更大的「建制世界」，備受更大尊崇榮光，馬英九不能。
對於北京市「高端官員」驅趕「低端人口」，社會關注者著墨於對弱勢群體的同情，本文則以法律的視角觀察事件。
內地一帶一路的經濟機遇，除了帶動沿海城市外，亦帶動內陸西部城市，例如成都、重慶等。連接歐洲的鐵路途徑成都，有望帶動當地的經濟。
現代化的大都市，也需要「低端人口」的勞動、服務。在推展宏偉工程時，可否有一點人道情懷？
內地為了振興中國傳統節日，抵制外來節日，包括聖誕節。盲目排外不是文化自信的表現，倒是缺乏自信的病徵。
從中國的角度來看，回歸是指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意即中國只是有一段時間因為種種原因散失了主權，但這個主權從未斷絕，一直存在。
從聖誕節透視當今政治，相信會有另一番滋味。
其實香港特區成立的那一瞬間，幾個月前國務院通過的決議迅即生效，在三處更改了香港的版圖，拿走了幾十個維園面積的土地，但別處也補回幾十個。天沒有塌下來。
個別事件加起來造成的實際影響，以及台灣及國際社會因此對香港改變觀感，總不可能是正面吧。
香港人一向對國家安全、民族意識的觀念薄弱。 面對如此嚴峻的情況下如果繼續放手不管，問題會愈來愈嚴重。
既然是一家人，就有長幼之分，就應該把話挑明講清楚，讓大家不要花時間互相猜疑。這種做法，近年愈漸明顯。
告別十九世紀以來的西方主導，看待中國帶頭的「東化」趨勢，不用太無奈，這或許是全球治理機制的轉機。
撇除歧視因素，北京對外來基層人口的清理行動，其實是有跡可尋。
當中國有重大變革，彥山先生獨到的第三只眼可以繼續為我們撥開雲霧，洞悉局勢。
香港與內地建立命運共同體的關鍵是香港與內地權責相合。香港憑什麼對內地只取不予呢？
民族情緒或有助一時的政治氛圍，但是對經濟發展未必有什麼助益，甚至不無負面後果。尤其是中國目下經濟結構，與世界各主要國家息息相關。
中國海南省的西沙群島、南沙群島、中沙群島，合稱「三沙」。中國如何利用南中國海的優勢，建立國際上的地位？
到2050年，再翻一番的話，人均GDP就可能達到5萬美元，這是甚麼概念呢？就是達到目前香港或美國的水準。當然，美國也會進步；但大家不要忘記，中國人口是美國的4倍，所以屆時中國的國力就相當於4個美國。
在大灣區新概念底下，儘管行政地區依然存在，並且於管理上有所分別，將來我們對很多事物、活動的理解，應該是跨行政區的新的個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