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劉亞東之前，騰訊主席馬化騰於5月下旬在深圳的演講，說：「新四大發明」，「都是表面的輝煌，仿佛海灘上建樓，一推就倒」。
從「內部三權分工合作」這一新制度的進展，我們可以透視中國改革今天所面臨的困難和挑戰的制度根源。
中國的想法很簡單：特朗普要徵關稅，旨在減少對華貿赤，現在中國開出一張超級購貨單，特朗普沒有理由拒絕。
兩個巨人對打，問題是誰先倒下，我跟你賭一毛錢，先倒下的不是中國。那就夠了。
我談起張瑞芳在《戲劇藝術》連載的回憶錄。王丹鳳說，今後打算寫回憶錄，給新一代的藝術從業員參考。
反政府遊行的低參與率可能意味着人們已經死心，不再相信他們的聲音能改變什麼。當人們在實現政治變革方面失去希望時，他們的放棄並不是政府的勝利。
粵港澳大灣區中香港的角色，需要執行國家交付的任務，任何香港特區政府需要付諸實行的政策、任何機構設置以至財政撥款，最終還需要立法會通過，最後還需要在香港原有機制中運行。
其實至今，連當前的中共領導人都知道，「共產」兩個字與當前的中國政治理念完全背道而馳。但是，又有哪位領導人有這個魄力和膽量，把「共產黨」這個名字改了。可是你不改，顧名思義，貽笑大方。
金耀基在這次訪問中明確指出，一個民主社會能不斷借鏡別人，是成長的關鍵。一種關閉自己、自我成長、甚麼都第一的，要成長是不可能。中國在未來「可以」有大願景，對外要跟開放改革的精神符合。
40年前的「實踐觀」與「兩個凡是」大論戰，形成反極左的政治生態，許多人走出「死神陰影」，電影界人士則「重回舞台」。
改革開放這40年來，大陸真正走出過往混亂、意識形態為主的政治，慢慢走向理性的主義。「作為研究中國現代化的人，看着這個長期發展，基本上是安慰的。」金耀基說。
中國提出了「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倡議，這可以成為中國版全球化的口號。而之前提出來的一帶一路倡議，又可以成為走向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途徑。
除了讀錯字，錯用成語和編造歷史，也是常見的「官場現象」。
中國為了推動經濟全球化，現正全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海南自貿區。面對新政經格局，中國將會遇到怎樣的市場機遇？中國的政策、制度體系將會有怎樣的創新改變？
今天中美的新冷戰，是美國政界普遍認為中國已經嚴重損害其核心利益，特朗普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兩大利益集團、政黨等利益，都要跟中國過不去。
和海外其他商貿和金融中心相比，香港有三個獨特、不可模仿、不可複製的優勢。香港會不負國家和港人的期望，充分發揮自身的獨特優勢，與內地共贏共享。
高志森導演在錢的面前，學生的熱誠和生命以至母親的愛，根本就是次要的，就讓他們都化作灰燼吧。
港人無意與官府過不去，但官府近期一個又一個「老大哥」式的荒謬，令港人困惑。
十九大前廢置「大會海推」，高度推崇「談話」方法並試圖將之制度化，與中共這種強化毛主義傳統的總體路線是一致的，因此是具有指標意義的。
可以預見，如果解決了一些關鍵問題，「以黨領政」基礎之上的「內部三權」制度得以確立，並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若不能解決，體制的變革仍有可能再次回到80年代的模式。
十九大幹部考察領導小組，可以加強黨代會選舉過程之前，由領導層名正言順主導的所謂協商，從而削弱黨代會上代表由黨章所賦予的自主權利。
權力再分配並不是在黨代會上完成的，而是在此前已經通過各種各樣的幕後行為完成了。
在國內，特朗普民意支持在上升，而且軍工綜合體和金融界兩大利益集團，也很給力，此外則是四面楚歌。
創新的最大敵人是權威主義、文化哲學意識形態和官僚體制。認真倒逼中國自主創新，可能（像中世紀文藝復興）倒逼單元文化生命及其專制權威體制，撼動中國調整／改造／放棄「集個體主義」。
在政治領域，90年代的「小真相」改革意義並不亞於「宏大真理」，構成了鄧小平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央政府官員的特點，是官僚的思維，凡經中央制定的政策，就必須具有權威，即不容隨意提出修改意見，但大灣區牽涉香港的繁榮穩定和國際聲譽，實在不容有失。
我們相信制度，甚至到了迷信的地步。這樣做，我們大不了只能維持一個最低的行為準則，而事實上，這往往只能防君子，防不了真想作惡的小人。
在北京的高速公路上，處處可見「初心」這兩個字的看板，我問為什麼，接機的老師說，這是十九大留下來的標語，習近平打貪，提醒共產黨黨員莫忘革命時的初心。
正因為近代變革沒有成功，濃縮了的歷史和變革動力最終在80年代爆發出來，造就了今天的中國。
一旦美國對我核心利益發起任何攻擊，我們將不作「對應回應」，而會作無情還擊，目標是要你於好一段時間內，再也不敢，和不能再次發動攻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