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毛澤東的生父毛順生，是一名精於投資之道的富農。毛父投資絕技有三大板斧，包括田產、金融和發行股票！
美元計算，日本去年的名義 GDP 還比不上2008年金融海嘯的那一年，可見安倍晉三雖三箭齊發，但看樣子無一中的，箭箭皆空。
我雖然有過痛苦的經驗，但並不打算完全否定有合作夥伴的好處。
中國的經濟態勢是近年最熱門的話題。從政治家到投資者，從經濟學者到普羅大眾，或在政壇亂噴口水，或從學術層面詳加論列，甚或作驚天預言，紛紛對中國的經濟前景發表看法，甚或採取行動。
作為私募股權基金界的一員，筆者不時被一些希望自己起壇搞風投基金的朋友問及成立風投基金的一些注意事項。近年科技企業快速發展，筆者認識的中港兩地的年輕朋友，不少作為初創企業家三十多歲便成功把自己的科技企業賣給大公司賺了一筆大錢，然後變成一個天使投資人，再逐步做大並準備成立自己的風投基金。另外，不少年輕風投基金經理也陸陸續續跳出來自己起壇，所以筆者不久便有機會跟這些朋友談起作為基金管理人 GP 創立新基金時要注意的事項。未來一兩期私募廣角鏡筆者也希望籍此跟各位讀者分享一下一個風投基金起壇時，包括有效利益分配及激勵團隊成員的各種伎倆。 一個基金往往由幾個不同的合夥人成立，至關重要的是基金主要利潤——Carry又稱 Carry Interest 如何有效分配。一般來說，整個基金管理層能分到基金賺到之利潤的20％作為 Carry。對新成立的基金來說，由於不同的創始成員都會帶來不同的價值，很多時候新基金裡的幾個合夥人都會大致上平分整個 Carry Pool。假設團隊一開始有四個創始人，則每人分得四分之一 Carry，到及後基金再擴充請人，由 Managing GP 到中層 Partner 到 Junior Partner 等等，原本那幾位創始合夥人就要拿部分 Carry 出來去激勵新的合夥人或相對高級員工，一般來說，到最後 Managing GP 會有大概45%的份額，高級合夥人大概30%，中層合夥人大概10%，剩下來就給一些低層合夥人或員工，低級 Analyst 或 Associate 則不要奢望輕易拿到 Carry（除非你有特殊關係網能拿到不是普通人拿到的好deal 就另作別論）。除此之外，有時候為了吸引投資者，可能有部分 Carry 也跟投資者分享，這個多少則要看創始 GP 融資的功力。以上的分配當然只是一個大概可參考的普遍情況，最重要的還是創始 GP 按各新加入的成員的實際情況及年資分配 Carry ，以有效激勵整個基金團隊的不同成員。 另外，在私募股權基金界裡也經常看到一些基金以項目為基礎來分配 Carry，就是 Deal-by-deal 的一種分配辦法。換句話說，哪個基金成員帶來哪個項目，成功賺了錢，那利潤或是 Carry 的那一部分就分給該成員。這做法或許會比較公平，畢竟個人只需要負責自己的項目，別人的項目虧了大錢也不會影響自己應分到的 Carry，有別於一般 Carry Pool 的安排，就是把整個基金所有投資項目一起計數再分 Carry。但是這樣 deal-by-deal 的設計往往導致基金內部開會的時間人人鴉雀無聲，自己只顧自己的項目，同事之間也沒有動力去幫助別人的項目，形成公司內沒有互相合作的氣氛，這安排也未必適合初創型資源有限的風投基金。有時候一些基金會聘請一些策略型顧問或 Venture Partner […]
無政府資本主義的穩定性，反而受到公共財問題的保護。此話何解？
在現實世界，除非遇到毁滅性的自然災害或者戰爭，經濟下滑都不是直落，而是斜落的。
近年內地大型企業來港上市招股的熱潮已不復當年。
我個人認為，香港可向四個方面發展：資金、債券、交易、資產管理。
香港不景的推斷只應驗了約八年，沒有十多年，因為2004年內地推出自由行，跟着是放寬內地人到香港投資。2010年內地與香港的優質青年的工資差距收窄到大約一與三之比，香港的難關其實未過。 這例子教的，是預測不到的局限轉變（例如自由行與內資進港），會影響推斷的準確性，時間長短的推斷因而是大麻煩。推斷十年以上的不景，準了約八年，不太差，但如果內地不大手幫一把，十年會是太短了。原則上內地協助香港對自己有利，早就應該這樣做。然而，外匯外流的恐懼是故老相傳的成見，這種局限的變動不是無從推斷，而是牽涉到遠為複雜的交易（政治）費用的局限，考查的成本是太高了。 說香港今天難關未過，我可以容易地指出一個近於災難性的可能發展。如果香港推出最低工資——2010年看事在必行——不需要是很高的「最低」，只要是廣泛地影響着最低層的工資水平，那麼一旦內地取消進口稅，或把深圳改為自由港，我的推斷是香港的經濟會出現一個難以解救的困局：自由行會倒轉過來，香港的商店租金會跌得頭破血流，牽一髮而動全身，全面的效果如何不好寫下去。從國家利益的角度看，內地撤銷進口關稅也是早就應該做的。說足以為大禍的最低工資不需要很高，因為只要下頭的工資被「托」住，上頭的有需要時難以下調！ 推斷失靈的原因 多年以來，類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斷，屬「宏觀」的，我作過多次。一位朋友說他算過，26次全中。其實大部分不是真的全中，只是中主要的一部分，因為跟着而來的局限轉變我事前沒有算進去。那些是想三幾天就動筆的專欄推斷文章，沒有像30年前我想了近兩年才動筆推斷中國會走的路那麼慎重。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局限我是門外漢，通常是經濟考查的大難題。例如2007年前我真的意料不到北京會推出新《勞動合同法》，推出把我弄得手忙腳亂。我怎會意料不到呢？因為在我熟知的地區競爭制度下，價格管制難以推出：對地區的競爭不利，地區政府會一致反對。工資管制也是價格管制。我料不到新勞動法的推出可以完全不徵求地區政府的意見，因為北京上頭歷來有這樣的諮詢。政治的局限真的不容易掌握。 回頭說傳統的宏觀經濟分析的失誤，本文要指出的重點，是這分析牽涉到的局限轉變是很表面性的，例如物價、工資、利率、政府財政、貨幣政策等。不是說這些局限變量不重要，而是宏觀分析歷來不深入地調查這些變化的底因局限。尤其是，在那重要的交易費用（應該廣泛地看為社會或制度費用）的考查上，傳統的宏觀分析歷來交白卷。解釋世事，交易費用的重要毋庸細說。然而，當我們能成功地把交易費用局限的轉變翻為價格或代價轉變時，用上的選擇理論（theory of choice）永遠是價格理論（theory of price）——莫名其妙地被稱為「微觀」。 沒有誰不同意，宏觀分析也是以個人在局限下作選擇為基礎，然後加起來而「宏」之。問題是如果個人選擇的局限指定不足夠——尤其是漠視了交易費用——加起來的「宏觀」對現象的解釋力令人尷尬。我有這樣的意識：傳統的微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不存在；傳統的宏觀是暗地裡假設交易費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麼！正面而又明確地引進交易費用，微、宏二觀的分別不會存在。原則上，上世紀六十年代興起的所謂「新制度經濟學」是走這「正面而又明確」的路，但走歪了，歪得離奇，無從驗證的博弈遊戲與不知何物的術語把整個本來是有希望的發展破壞了。 本文為張五常教授於2011年3月出版《收入與成本——經濟解釋卷二 神州增訂版 供應的行為（上篇）》的前言與第三章第三節〈漠視局限推斷失靈〉，獲作者授權刊登。 （封面圖片：花千樹提供）
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資本充裕的國家，國內到處是資金，中國還會像過去一樣需要香港嗎？
香港的會計業面臨的千頭萬緒處境，或多或少折射出香港的現況。
自私自利會無疑給人類帶來好處，貿易會帶來好處。但是，自私自利會可以帶來互相殘殺，會帶來欺騙，就是人類的自私是可以毀滅自己的，這就是問題所在。
沒有自由平等博愛的沃土，現代社會之樹難以結出民主與科學之果。
美國人要重視社會基石，要建立國民間的盟約 covenants 彼此要互相貢獻，這是200多年來最大的危機，中國要有前車之鑑，發達經濟體可以如此演變，發展中國家要提供何種建議，才能將「新型大國關係」發展得好呢？
早前有股壇名嘴評論港股近期的態勢時稱，現在香港股市只剩下股票經紀留在市場玩我嬴你輸，幾格上落的泥沙遊戲了。這種說法反映了港股交投淡靜的現實，有一定的道理，但不是事實的全部。
「基金之神」約翰‧柏格（John Bogle）說過，主動型基金的最大宗旨，是企圖「打敗」市場，賺取最高回報。不過，回顧過去十年，大部分主動型股票基金（如投資美股市場及新興市場），回報表現卻一直未能「打敗」市場基準。對投資者而言，主動型基金的最大特色，是由專業基金經理精心挑選股票，透過適時管理投資組合，藉此賺取更高回報。然而，基金經理的投資表現不是「必贏」的保證；相反，高額的管理費才是「必付」的成本。 隨着愈來愈多主動型基金表現跑輸大市，學術界以及消費者權益團體批評主動型基金「收費高但表現不佳」又再升溫。最近，標準普爾道瓊斯指數公司（S&P Dow Jones Indices）透過研究發現，比較五年累積的回報，荷蘭竟然有100%的主動型基金未能戰勝市場基準；而瑞士及丹麥的主動型基金回報表現同樣令人失望，各有95%及88%跑輸大市。 投資者轉投ETF 面對這些嚇人的數據，相信投資者也忍不住問，到底這些主動型基金的基金經理在做什麼呢？若再看標普的研究數據，比較五年累積回報，整個歐洲五分之四的主動型基金，均未能擊敗市場基準；而比較十年累積的回報，則共有2.5萬隻主動型基金在扣除管理費，有86%未能打敗市場。在此研究樣本中，比較十年累積的回報，美國股票型基金、新興市場基金、全球股票基金，三者分別有達98.9%、97%、97.8%錄得表現不佳。筆者認為，當然市場上一定有傑出的主動型基金、優秀的基金經理，但投資不是看短綫一兩年的優異成績，而是要看長期性穩定回報。事實上，不少投資者對於管理費高，但是表現欠佳的主動型基金早已產生擔憂，此舉變相帶動了低成本的掛鈎指數基金需求增加。有數據指出，過去十年期間ETF（交易所買賣基金）的市場增長達六倍以上，金額高達2.9萬億美元。 另外，據國際基金研究機構理柏（Lipper）數據顯示，去年歐洲 ETF 的淨銷售金額增長55%至740億歐元，同時主動型基金則下跌15%至274億歐元。 靜待下一次鐘擺 要在當下投資市場，找到一個經濟增長快速的國家體系或股市是非常困難的。對此，近年投資者開始有所感受，故此不再願意付出高額管理費讓基金經理幫忙選股，情願購買簡易方便的指數基金。筆者曾說過，主動型基金短線表現好，投資者難以分辨是基金經理比較「勁」（Alpha）還只是比較「勇」（Leveraged beta）。當然，市場永遠是一個鐘擺，現在的投資環境對主動型基金可能比較難，不過，當開始少人留意主動型基金，Alpha 就更容易出現，到時候，可能又會是另一番景象。 原刊於《iMoney》，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Pixabay）
年青一代的悲觀心態並不純粹源於世代間的社經鴻溝。對成長於後現代紀元的新世代而言，他們這種悲觀心態也植根於其中的文化氣息。
近期樓市轉淡，下跌的趨勢已十分明顯，煥然壹居日前供申請者揀樓時，申請者的反應大不如前。首批獲邀請來揀樓的68名申請者之中，只有20個出現，七成放棄了機會。
筆者覺得人民幣債券仍有一定程度的投資價值，與人民幣定存比較，它亦算是較為高息的低風險產品。
一帶一路名單有65國之多。很多是經濟水平不高的國家。這類國家對中國的過剩產能類別相對經濟水平較高的國家自然有更大的興趣。但是中國如果向這類國家實施投資計劃，可能遇到比日本更棘手的問題
「如果你是創業家的話，就不要投訴沒有資金、不要投訴沒有人脈、不要投訴沒有資源。」他強調。
長壽，本來應該是好事，不過，對不少的投資者和公共政策的決策者來說，長壽風險相信會是未來更被關注的大事。
經典自由主義在1980至2005年間再度復興：美國列根總統和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相繼登上政治舞台、鄧小平帶領中國對外開放、蘇聯及東歐地區的共產政權紛紛倒台。但自2008年大勢有變，經濟難題相繼湧現，且未能妥善解決。雖然美國率先嘗試以社會自由主義化解貧窮和不均，但始終未見成效；如今富裕國家面對經濟不均現象，卻又歸咎於經典自由主義。 浪漫主義的遺害 無論經典自由主義、社會自由主義，抑或社會民主主義，背後的自由和平等原則，是普世的道德價值和真理，人人適用，個人與國家的契約關係，則純粹基於人人平等自由的抽象概念演繹而成。家庭、社會、歷史、地域，甚至年齡和性別，以及其他一切與個人有關的聯繫，卻從來隻字不提，這正是啟蒙時代的特性。 這種普世的觀念，令自由主義在道德上別具跨越時空和地域的強大感染力。「佔領中環」運動策動之初，參加者力爭的也正是普世價值，不料及至運動尾聲，旺角街頭竟變成本土主義者洩憤的場所，這股怒火後來更蔓延至元朗及沙田。本土主義卻是與普世觀背道而馳的啊！ 18世紀後期，德國學者對啟蒙時代的種種觀念大表質疑；他們否定自由主義者所說可按平等自由原則，透過法制理順人類社會秩序，就如科學家所見的自然定律一般原理。 按規則安排人類社會的觀念，對側重歷史、傳統、社會的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來說，不但感到不以為然，而且對其中人類倫理道德與文化信念分家的主張更大為不滿。 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肆意破壞絕對真理存在且可發掘真知的觀念，我們現在聽到的所謂相對真理、民族中心真理、主觀真理，便是這一眾浪漫主義思想家留給歷史的遺產。存在主義和後現代主義是浪漫主義在20世紀的繼承者，而主觀主義和非理性又在人類語錄中出現。 敵對僵局的生機 要是在同一屋簷下，彼此卻在語言和行為上不能溝通，會發生什麼事？ 當主觀主義、非理性、相對主義成為人類話語一部份，自由主義可還有生存空間？箇中挑戰實在非同小可，若缺乏絕對標準作為是非對錯的共通準繩，便須依靠互相容忍和體諒，而只有在對立雙方願意放棄彼此對抗和攻訐的情況下，這才有望成事，面對「極度多樣化的自由主義」則更須如此，到時人性亦將面臨重大考驗。 宗教、種族、文化糾紛關乎主觀信念，較難處理；資源運用不均造成社經紛爭，則相對容易化解，因只屬可透過妥善政策誘因去改變的客觀條件，。幸而宗教、種族、文化糾紛也涉及經濟層面，要解決有關問題，可先從較易處理的方面入手。 至於高度文明的香港社會，縱然政治糾紛日漸加劇，卻也不牽涉宗教、種族、文化根源的層面，而主要關乎中國對外開放及經濟全球化影響下釀成的社經惡果。有關問題實可化解，出路在於政府向反對派招手，讓雙方為未來發展達成共識，從過往經驗可見，由權力上層制訂施行的解決方案不會奏效。「極度多樣化的自由主義」一旦出現，自上而下的解決方案更將一敗塗地，歸根究底，分享權力方為上策。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圖片：Pixabay）
作為一個為追求真理而做學問的人，作品能否傳世非常重要。我沒有能力改變世界。依我建議的我當然高興，不依我的也無所謂。
從經濟政策的角度看，至少需要回到如下幾個主要問題：什麼東西供給過度了？什麼地方供給不足？什麼地方提供了錯誤的供給？
香港的退休制度並不健全，現時仍然依賴強積金（MPF）為主；當然，MPF 有其種種問題，其中最多人談論的是回報低。但筆者認為，坊間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有一定偏差。
生命的價值如何量度？經濟學家從前曾以未來的一生能賺多少錢作標準，但這顯然有缺點，有些人已經退休或根本不想工作賺錢，但他們會認為自己的生命已無價值嗎？近數十年來，經濟學中早已用另一觀念代替上述的標準，新的方法是看看當事人若處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他最多肯付出多大的代價去保住性命。
奇跡的創造者遠去，奇跡如何繼續？新加坡已經成功走出西方民主的格局，所以，在後50年，是不是還要向西方學步呢？如果要再創奇跡，恐怕不是這樣吧？
歷史上，香港一直在新中國的經濟發展中佔有獨特的位置。在70年代改革開放以前，由於西方對中國的封鎖和國內的相對封閉的心態，我們成為了中國對外的最重要窗口，在外貿、航運、金融及科技轉移等，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