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重大災難危機，皆考驗主政者治理能力和智慧。危機處理重視「closure」，即災難過後如何讓人們獲得慰藉、交代、釋懷，使畫下句號。
去年11月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168人死79人傷、4000多人瞬間失去家園，全城震動，中央關注，被稱「港殤」。一年後，獨立委員會報告出台。究竟政府能否為慘劇「解結」療傷、化解糾纏、重新出發呢？重點看三方面：（1）處理災戶安居及業權安排；（2）釐清真相，追究責任；（3）徹底檢討，整頓改革。
安居及業權安排 盡早公布驗樓報告
假若宏福苑受火災破壞程度不至於變成危樓，則由業主們（也包括房委會，因有些單位未完成補價，不擁有完整業權）透過火險理賠，（或許）再加上政府恩恤補助，便可修葺加固復原，之後遷回各自單位。今次問題複雜，在於房屋局確定宏福苑8座中有7座遭嚴重焚毁，須予拆卸。政府欲「買斷」業權，由公權力處理災址未來，收購價比測量師學會按市場估算的參考價高出約三分之一。
房屋局至今仍未公開屋宇結構檢測報告，未悉情況之嚴重；少數懷疑心重之業主跟政府糾纏，有拒絕回購方案。自願出售業權才為上策，《基本法》保障私人產權，政府不能在缺乏「公眾利益」前提或合理公共用途下收徵民產。若特別立法授權強購，易惹人憂慮成為政府剝奪私產的先例，須慎重處理，並可能面對司法覆核，夜長夢多。故應盡早公布驗樓報告，使疑者釋疑。
曾有災戶要求「原址重建」。宏福苑乃1983年建成的居屋，即使原址重建，亦須按40多年後今天的規劃參數、地積比、許可高度、建築設計和技術去重建，不可能讓業戶遷回所謂「原單位」，充其量參考市建局重建舊區的「先清拆，後認購」做法，新樓新售價。但政府早已否定此選項，因不欲原址建屋。
互信危機
過去一年政府欲做「好事」，部分業主卻認為另有企圖，並質疑其委任的物管公司接管被解散之原法團、物管所持文檔帳目和法團資產後，卻不為業主做事。有住戶形容與政府「來回交涉」，「每一個步驟都好像跟政府玩心理戰，很累」（註1）。欲善後卻衍生互信危機，反映解說及解讀均出了問題。
追究公務員責任 或涉司法覆核
獨立委員會經歷80名事實和專家證人，以及5個涉事政府部門和市建局作供後，完成調查，上月22日向行政長官提交報告，同月29日公布全文，中文版逾千頁，遮蔽若干內容以免影響刑事調查及司法公正，乃常見做法。能否令死難者家屬及災戶「釋懷」，視乎其確定之真相是否公正全面、有否弄清災難鏈和責任鏈脈胳，及政府能否追究到底。
因委員會並非按《調查委員會條例》成立，今次獨立調查缺乏法定傳召權，亦無法提供言論豁免權（免自證其罪），讓個別關鍵涉事方只提交書面證供，卻拒絕出席聽證會，避過委員會及其資深大律師的深入盤問，實屬可惜，易讓疑者指事實拼圖存在某些空白（註2）。惟委員會的獨立性與透明仍不用置疑，採取的聽證程序基本上參照法定調查。因非法庭不裁定誰「有罪」或處罰，刑事責任仍須由執法及司法機關跟進追究。
調查報告批評嚴厲，點名承建商、工程顧問及相關負責管理人員、註冊檢驗人員和認可人士，在多方面敷衍塞責、唯利是圖、罔顧居民安全；另點名房屋局獨立審查組（ICU）、屋宇署、消防處及勞工處履職不力，稱倘恪守職責，可在火警前糾正私營各方不當行為，故須為大火的大量傷亡負上部分責任。
行政長官李家超率司局長向社會鞠躬道歉，表示追究刑事和行政責任，並啟動部門首長責任制下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轉介公務員敍用委員會調查，3個月內完成。公務員敍用委員會主席稱，將會見近百名公務員，料當中40至50人為調查對象。若限短期完成，挑戰很大，必須增撥資源人手（註3）。調查過程要維持程序公義，受查者可聘法律代表，調查結果不排除面對司法覆核，屆時另有一番漣漪。
檢討改革 風險對稱
獨立調查印證了宏福苑大火乃人為災難，包括防火缺陷、集團圍標、偷工減料、監管失效等，涉及雙重制度失敗：一是官僚系統內「平庸之惡」，監管巡查流於表面、遇投訴不以民為本、不肯多走一步，部門間互相推諉；二是專業誠信失落、失責欺詐，專業認證與第三方把關角色形同虛設，淪為「集體簽名遊戲」。究竟香港過去引以為傲的核心價值和專業精神去了哪裏？這樣下去，尋租逐利，禮崩樂壞，什麼「由治及興」、「說好香港故事」皆是徒然。
所以必須汲取今次血的教訓，徹底整頓改革。行政長官宣布由政務司長主持督導委員會，統籌並落實獨立委員會的120項改革建議，在建築物管理、工程監督、消防法例規管等領域堵塞漏洞，包括成立非法定的樓宇維修支援及服務局、圍標刑事化、整改ICU為公營房屋樓宇管制組等。
任何改革均「魔鬼在於執行」，故須周全考量執行流程的複雜和資源成本，不但求嚴苛，應合乎與風險「對稱」原則（proportionality），並切實改變公共部門組織文化，防範新瓶舊酒。若生態系統依舊，災難仍會「春風吹又生」。抓緊合規和執行力度，縱或增加業界和住戶成本，惟比諸圍標所導致大幅抬高工程價格、圖利造成人身財產安全之險，更為合乎個體與社會成本效益。我們不應低估改革難度及一些固化利益藩籬的抵制，正視落實之道，聚焦突破，忌廣開戰線，更不能陷入「假大空」，或只是向下壓任務。
消防及救援應急等已在全面檢討，相信不是最複雜之處。「結構性改革」在於三大板塊：（1）整個建造業不同環節（包括政府部門審批巡視）及專業的自律和監管制度，看近期一些其他事故醜聞，讓人擔心行業是否真的爛透；（2）高齡樓宇大維修政策之操作及當中存在的漏洞，過去出現的乃因政府政策設計無意地造就「大茶飯」尋租空間；（3）大廈管理及法團治理制度，這屬老大難問題，不能再只着眼於法律責任，應具體協助為法團賦能。
刑不上大夫 責仍問司局長
「政治問責」泛指政治官員因政策失誤、重大社會災難、部屬嚴重疏失或個人醜聞，即使未達違法程度，仍引咎辭職以示負責的制度。一些外國案例以「督導不周」承責，給社會一個交代，以挽回對政府體制的信任。政治問責有時是無情的，不一定因主要官員直接「犯錯」，不屬法律觀念，而是公認的政治倫理。有些系統性的疏漏甚至源自往屆，但一旦出事，因 on their watch（在其主政、當值下），便須代表政府或相關部門出來「承擔責任」。
近期坊間曾炒作「刑不上局長」。「刑不上大夫」典故所說的「刑」，乃針對具體罪行應得之懲罰。若宏福苑火災缺乏證據指向個別司局長的決定或失職，則「刑不上局長」說得過去，可是政治問責下「責仍問司局長」。作為過來人，我深有體會，當年因運輸及房屋範疇時刻處於「救火」狀態，常有按情勢請辭的準備。
港府未建清晰政治問責倫理
香港缺乏政治問責的制度傳統。英殖年代官權至上，老百姓豈敢向官問責。回歸後，2002年行政長官董建華於中央支持下，引入司局長主要官員問責制，劃分政治委任團隊和公務員系統兩層。他說：「實行『問責制』，根本上要解決的，是在確保公務員架構穩定、延續的大前提下，特區政府的主要官員可以回應社會訴求，為自己的施政成敗負起責任，甚至在需要時辭職下台……現行的公務員制度下的終身制、常任制和任免制度，與這樣的社會訴求並不符合。」（註4）
兩者倫理不一，可是發展下來，特區未有建立清晰的政治問責倫理（註5）。由英治延續下來的官本位文化，仍根深柢固，以前甚至公開「道歉」也顯得十分猶豫拘謹，既怕無意中承認法律責任，又怕影響部門同事士氣。2017年本港參考其他國家做法，通過《道歉條例》後，或許現時已較為放開。
政治歸政治，並無量化標準，既考驗行政長官的政治倫理觀念、判斷民情與政治的智慧，也看委任主要官員的中央政府如何取捨定斷。一國兩制下，非單由涉事官員或行政長官決定「去留」。有人揣測中央官員看重特區政府穩定，不一定接受在內地或外國視為理所當然的「問責」邏輯。現在行政長官說明，房屋局長請辭乃承擔「政治責任」，含義重大。社會上有質疑，為何亦管轄涉事部門的其他局長留下來。雖行政長官說乃其「政治決定」不一定足以釋疑，惟有時現實就是如此。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小標題為本社編輯所擬。
註解：
註1：〈洪水橋與舊街坊為鄰 仍說不出這是「家」〉，2026年10月25日《明報》
註2：政府不取「法定」之途，當時有人表示乃怕耽誤時日，但今次非法定獨立調查仍用上約10個月，較2012年南丫島附近撞船意外的法定調查（約6個月）與2015年公共屋邨食水含鉛超標事件的法定調查（約9個月）為長，可見關鍵不在於法定或非法定。調查研訊所需時間，乃決定於事故的複雜性及所涉公眾利益。
註3：當年南丫島撞船意外的法定獨立調查委員會報告公布後，我作為運輸及房屋局長，決定對所有自1990年代中起接觸涉事「南丫4號」各相關程序，不論職級、直接或間接的現職及退休海事處人員，共50多人，依公務員程序開展內部調查，由常任秘書長督導一特派首席行政主任帶領的專責團隊，歷時9個月完成調查報告。
註4：2002年4月17日董建華出席立法會介紹主要官員問責制方案的致辭。
註5：董建華任內雖有梁錦松、葉劉淑儀及楊永強辭去司局長職位，但除楊外皆以個人理由，構成不了先例倫理。之後梁振英、林鄭月娥、李家超3任特首曾撤換局長，但除徐英偉因新冠疫情期間出席某宴會，被指與政府整體抗疫政策和宣傳背道而馳，並違反出行及防疫規定外，皆不涉政治問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