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李道張愛玲》由李鴻章家族後人、資深演員及主持人李道洪口述，資深傳媒人吳程濤執筆，透過家族回憶結合史料、特別是在香港的經歷，勾勒這位文學大師在動盪年代的人生片段與人際關係，立體補上張愛玲與親族互動顯露的性情和處事態度。
李道洪出自李鴻章六弟李昭慶一脈，按輩分，張愛玲是其父親的表妹，也是他的表姑。
她並非想像的疏離
外界常認為張愛玲與李家關係疏離，但家族流傳的記憶卻呈現另一幅圖像。李道洪透露，張愛玲與父親一直保持聯繫。1952年她離開上海抵達香港後，最初亦曾由父親一家接待，這段經歷在現有研究中較少被提及，正是新書希望補充的內容之一。
外界常有張性格孤高的印象，李道洪憶述，家人眼中的她並非不願與人來往，而是十分重視彼此是否投契。「遇到熟悉的人，她可以談上很久；若覺得話不投機，便很少開口。」這些生活細節未必能從文學作品中看到，卻是家族成員一直保存的真實記憶。
李道洪引述1944年12月2日，上海《海報》刊載一篇由署名「劉郎」撰寫的文章〈見一見張愛玲〉說明張愛玲「話不投機半句多」的點滴。文中記述作者數月前在朋友家遇見一位李先生，得知張小姐是其表妹後，遂提出邀請她吃飯，卻遭婉拒。
當時李先生拍胸脯保證，由他出面邀請、自己做陪客絕無問題；李太太亦附和說：「我們去請愛玲，她怎麼好意思不到呢？」後來此事沒了下文，李先生解釋因張愛玲姑母病重，她需要侍疾而分身不暇。而文中的「張愛玲的表兄——李先生」正是李道洪的父親李家驤。吳程濤補充指這正是他們找到的官方記錄中，張愛玲與李家驤認識和保持往還的佐證。
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有否取材自李家？李道洪認為文學創作不能直接等同真實人生，「一個小說人物往往糅合多位人物的性格和經歷」，因此不能單憑作品內容推斷她與整個家族的關係。他強調，書中亦記錄家人對張作品中某些描寫的意見，但認為那只是創作手法，而非敵意批評。
口述與史料交織 還原爭議細節
除家族往事外，新書亦談及張愛玲在戰時的經歷。吳程濤以她曾被指參與「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籌備工作的爭議為例，說明寫作時如何處理口述與文獻的關係。
張愛玲曾在《傳奇》再版序中提及，自己收到「大東亞文學者大會」的邀請後已去信辭去代表身份，但信件未及送達主辦方，名字仍出現在報道中。
李道洪則分享家族說法：當年曾有人希望透過其父親邀請張愛玲，但最終沒有成事。
吳程濤表示，面對這類片段，他們不會只依賴家族回憶，而是盡量翻查舊報、舊書及其他文獻，尋找可互相印證的資料；未能找到直接證據的內容，亦會清楚區分哪些屬口述、哪些已有文獻支持，讓讀者自行判斷。
動盪年代人際網絡 從上海到香港的足跡
書中觸及1952年張愛玲抵港初期的居住與生活片段，以及1962年她最後一次回港的細節。當時李道洪約7歲，家人提及晚上7時多與一位香港親戚見面、泡古紅茶、吃蛋糕的場景。這些細碎回憶，跟家族輩份圖、地址考證等材料交織，嘗試併湊她在動盪時代更多真實行跡。
李道洪的父親是德國工程博士，戰時在上海具特殊身份，曾協助不少外國人與相關人士。這些背景為理解張愛玲當時的人際網絡，提供了另一角度。吳程濤強調新書並非文學評論，而是希望透過家族回憶與歷史資料，呈現張愛玲在人生不同階段的生活面貌，也讓讀者從另一角度理解她身處的時代。
書中亦進一步考證張愛玲抵港初期的具體住址。李道洪父親憶述，1953年她住在北角堡壘街，當時其二姑媽李家瑞與三叔叔李家昶亦同住堡壘街，幾個同族家庭往來便利。
然而，近期有學者根據美國作家馬昆德（John P. Marquand）於1955年9月15日致張愛玲的回信，判定張在北角住址為名園西街4號（街名現亦稱明園西街）。
堡壘街與名園西街在1950年代本屬相通路段外，李道洪認為有兩種可能：一是父親記憶有誤，二是名園西街僅為收信地址，張實際居住於堡壘街。
這段地址考證結合家族口述與地圖文獻，不僅釐清了張愛玲早期在港落戶的細節，也顯示李家親族在北角聚集，為她初到香港時的人際網絡與生活支援提供了具體空間佐證，補充了過往研究中較為模糊的居址敘事。
從人生重新認識一位文學大師
兩人坦言，整理過程並不容易——既要跨越口述與文獻的鴻溝，也要面對不同版本的歷史敘事。唯因為添了家族這第三身角度，讀者得以看見一個更立體的張愛玲：她重視投契的性格、跟李父的持續聯繫、在香港初期的落腳點滴，以及面對時代選擇時的複雜處境，補充了張愛玲研究中較少被關注的家族面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