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從來不單單是學校的工作；學校，只是在現代世界中，因社會急速轉變，加上父母通常需要謀生，而「方便施設」出來的一個方便「社教化」的場所。在100年前的世界，沒有大眾傳媒、沒有互聯網、世界的變化沒有現在那麼快，「學校」對於一個人教育的重要性來說，佔比可能有70%；但到了手機、社交平台、AI發展迅速的今天，學生天天拿着手機看發帖和短視頻，「學校」對於一個人教育的佔比，可能只是餘下5至10%也說不定。
教師依然是重要的，因為年青人縱然可以在網上學習到不同的知識（甚至請AI代勞），但情感上支援年青人、鼓勵年青人發掘潛能，讓年青人學習正確價值觀，仍是互聯網或AI不能代勞的工作。
學校在培養青少年價值觀上的責任
以「培育年青人正確的價值觀」為例，其實學界一路強調的價值觀，每一個正常的人也可以理解，也覺得應該要做。本來，大家一致認同的事，教師以身作則，而社會上所有人也一起做，成為一個社會的性格，便什麼問題也可解決。可是，礙於人本性的劣根性和個人主義，要在一個社會中貫徹一個正確的價值觀，已經可以說是一項奇蹟。以日本人處理垃圾的決心為例，在世界上都好像暫時沒有另一個地方可以做到同樣的效果。
試想像一下，就算所有老師以身作則，減少製造垃圾，把回收做到極至，香港是否就可以變成一個無垃圾的社會？答案當然是否定的。要改變一個社會，教育與法例缺一不可。巿民質素高一點的，用多一點教育；巿民質素低一點的，就要用多一點法例。
再以近日社會鬧得熱烘烘的「學界粗口」事件為例，其實筆者也很鼓勵票控「說粗言穢語」的行為，或至少在所有學校範圍好像《港鐵附例》一樣，把學校列為「禁粗言穢語」區域，而不單單是以「以身作則」為名，只懲罰教育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應有更高的道德操守，但單靠教育工作者的「以身作則」，而任由網上傳媒和社會大眾粗言穢語滿天飛，筆者怎也相信不了能改變整個社會。社會大眾與教育背道而馳，如何談教育？
學校靠什麼社教化學生？
現在的社會，對於一般的道德操守，好像只會「罰」教育工作者（因為教育工作者要有專業操守），但教育工作者又好像「罰」不到學生：家長及學生可以投訴校規、學生可以因情緒問題或有自殺傾向而不能被罰、家長可以用粗言穢語辱罵老師、學生會因老師打開的課本頁數錯誤而跟老師說「你還是人麼？」；老師不能罰同學，甚至着同學站着跟進事情10分鐘也被說是「罰站」，試問教育工作者還如何可以改變同學的行為，教導同學正確的價值觀？現在香港的學校就好像在做着神績，不用蘿蔔，不用大棒，期望同學的行為會有改變，可能真是有點緣木求魚。
筆者不是消極，相反，是期望可以賦權老師或學校尋求出路，讓教育工作者真的可以透過可用的工具，重建香港學生及社會正確的價值觀；而不是讓老師手無寸鐵地要對抗整個社會的風氣。香港社會好像不太體會教育工作者的心理壓力，一味只是要求教育工作者有無限高的專業操守」，最終只會導致一班具教育熱誠的老師「戰死沙場」，而香港的價值觀教育仍是水深火熱。
法例配合價值觀教育
筆者期望的是在法例上加強支援（把學校範圍列為「不得使用不良或冒犯性的語言或作出不守規矩的行為」的區域，違者可處罰款及監禁；放寛學校內使用閉路電視或作電話錄音的限制；對傳媒使用不當語言或起底、誹謗行為有更多罰則），甚至，加強警力在校內也不為過。
社會要求教師有更高操守，筆者是絕對贊同的；但要建立好香港社會的價值觀，拜託給予學校、老師們更多的工具，讓學校和老師有能力對抗整個社會的不良風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