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國的經濟思想是富而好禮，富而有仁義，為何王朝中後期經常出現大規模土地兼併，民不聊生的景象？在那些經濟的匱乏時期，經常不是天所造成，因為在經濟富庶、豐饒的承平時期，小農經濟平穩、均富社會經濟穩定，得以形成穩固的政權。即使有天災，民間以及政府的應變措施一樣可以支應急難。
之所以發生經濟的貧困以及政治大動盪，通常起於人為的因素：官員的貪瀆。儒者進仕之後，光耀家族，家族勢力龐大，隨着橫征暴者有之，兼併土地、放高利息者有之。官僚體制的腐敗，經常是經濟不等與小農經濟瓦解的關鍵。
士大夫墮落是商業墮落的開始
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政權腐敗，富有者一定牽涉其中。因此無論在何時，政權的廉能是經濟維持穩定的關鍵。治亂循環軌迹的歷史殷鑑不遠，隨着政權治貪的成績，經濟繁榮就能延續。在古代中國，士大夫墮落是商業墮落的開始，而不是商業的發達而使得士大夫階層墮落。他們的墮落都是跟權力爭奪有關──儒家要經世治國的心過度強烈，造成黨爭、門閥之辯，朝廷不得安寧。這就是為何道家與佛教在中國社會裏扮演了柔和的角色。每每罷官之才，傾向道家與佛教思想，如蘇軾的佛教因緣，陶淵明的道家胸懷，都是軟化儒家過度執着於功名的生命態度。
經濟的活動言之，儒者不能聞達於天下，從而轉向商者有之。這是積極入世間的一種生命轉向。由於中國古代的君主政治體制，商業經濟活動自然會受到強大的限制，這是近代資本主義未曾在古代或近代中國出現的原因之一。
君主制與經濟發展
德國經濟學家馬克思韋伯研究西方古代經濟發展中，得出一個結論，他認為自由商業在共和的政治體制中比較容易發展開來，而在君主政治體制中，則常遭到政權的壓制。因為君主制會以社會安定為理由，壓制商業發展。這也許是古代中國經濟商業不管如何鼎盛，始終沒有出現當代西方模式大資本家的原因。這算不上是缺點，因為西方式的資本主義造成無止盡的消費與財富追求，對於全球經濟的失衡，貧富差距擴大，與地球資源的極大耗損，都是不正義的經濟現象。
避免經濟活動過度地放在財富累積，着重在關注家族與個人的富足，關注人民財富與國家的政治穩定平衡，是古代中國很重要的經濟指標。在這樣的信念下，富足才能帶來幸福，經濟發展才不會剝削地球，個人財富才不會造成社會的經濟不平等，因而導致政治騷動。這是個體與群體生命和合的經濟思想。
這個思想於當代中國而言，應該重新提出與省思。個人財富不是為着一己欲望之滿足與擴張，而是以家族的富足為責任，以國族整體的富庶為理想。個人經濟生活攸關着整體社會的和諧與發展。以古代中國的小農經濟言之，幸福不是個人擁有多少財富，而是能擁有多少愛的關係，家庭的、宗族的、社會的以及更大群體的愛的關聯。
遵循古代中國的善經濟之概念，運用到今日的經濟體制，商人不是追逐企業無止盡的擴張，如西方新教倫理一般；而是考慮我們所愛的人之福祉，顧及全體社會的福祉，創造群體社會的福祉，以國家的整體發展前提、以地球的永續為目標，順應天地，不違天地之道法。
如《易經》乾卦所陳述的理想世界：「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也，而況於人乎？」不只不違天道，還要效法天地之道，孕育萬物之德。如《大戴禮記》言：「大道者，所以變化而凝成萬物者也。」 魯哀公問孔子：「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為而物成，是天如天地成萬物而無為，此乃君子之道，乃古代中國經濟生活的最高理想。
「善經濟：利他、和合、共善」之二十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