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農經濟代表一種更長遠的經濟發展的眼光。如美國華盛頓大學研究儒家經濟學的卡茲米埃茲・波茲南斯基（Kazimierz Poznanski）所主張，中國社會的「家族的延續性」使中國的商業會考慮經濟活動的長遠影響，而不是在經濟發達之後，追逐個人即時的享樂（Instant Gratification）。
以家為本 順天而生
中國龍的圖騰就是一種直線的傳承，傳宗接代，延續生命，世代無止盡，直至于永恆。北京大學哲學系樓宇烈先生就說：「宗族延續，是中國最重要的宗教信仰。」由此出發的經濟生活，是以家為單位，以家為依皈。經濟活動不是像西方近當代純為個人享樂的極致化，也不是馬克斯・韋伯眼中的新教企業倫理，以事功榮耀上帝，作為上帝選民的憑證，榮耀上帝是無止盡的，因此也無止盡地追求事業的擴張。這是西方近當代資本主義的信仰基石。
古代中國的經濟不是個人的，不是利己的，是為着家族傳承的責任。古代中國的經濟思想不是享樂的，經濟活動雖不是以天下為志，但是仍以造福家族、造福鄉里為志，其本質備有利益他者的精神。如同15世紀的中國山西商人席銘給自己的遠大志向言：「丈夫苟不能立功名於世，抑豈不能樹基業於家哉！」儒家的士是聞達于諸侯，求名于萬世。而商者是樹立家族的基業。兩者都是在厚生利世。
古代中國經濟模式不是以物質稀有為念，而是認為大地萬物的資源是豐沛的，人民可以自由地享用它。雖然如此，人民只有順天，才能真正擁有物質的資源。逆天者，天必遣之。因此，人的經濟豐沛與天地的豐沛息息相關。這裏不存在着人與自然對立，人無止盡地剝削地球資源的現象，人與天地的共容共榮是古代中國經濟的信念。
富而好禮：儒家經濟的理想境界
古代中國經濟生活以小農的富足為基礎。國家政權的合理性就是在提供小農生活的富足安樂。傳統中國的儒家、道家與佛教都不反對經濟的富足與快樂。孔子在《論語・泰伯篇》裏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個人的富足與國家的富足是同命運的，亦是古代中國經濟生活的理想。
與西方近代經濟生活中，國家的富足與個人富足長處在一種張力之中，向富人課重稅，會阻礙整體經濟的發展，或低稅賦將使得貧富差距擴大等議題一直是西方經濟學家辯論的重點。
而在這一議題上，孔子的思想顯然更為中肯。邦有道，民且窮，是因為勤奮不足。邦無道，而富有，一定是不以仁而取之。所以孔子亦言：「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貴貧賤都是依於義與道。富於義與道的貧窮與富貴，都是幸福的人生。
因此，古代中國經濟生活所嚮往的不是一味地追求富有，而是以道取之。不是一味地去除貧賤，而是依於道。「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孔子回答冉有關於庶與富的意義時，亦闡明孔子作為儒者的先驅，他是支持富足。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庶，在甲骨文的意思是煮，亦即人民吃得飽了，接下來呢？孔子說，要富有。富有之後呢？孔子說「教之」。人民不但要吃得飽，還要富足。富足之後就是教導。導之以德，教之以禮。所謂富而好禮。因此，古代中國的經濟思想是追求富，但不是無止盡追逐富足，而是能夠富而好禮，富能知義。
「善經濟：利他、和合、共善」之二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