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會談。會談用時超過2小時15分鐘。
習近平指出，當前百年變局加速演進，國際形勢變亂交織，中美兩國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開創大國關係新範式；能不能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為世界注入更多穩定性；能不能着眼兩國人民福祉和人類前途命運，共同開創兩國關係美好未來，這些是歷史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也是大國領導人需要共同書寫的時代答卷。願同特朗普總統共同為中美關係這艘大船領好航、掌好舵，讓2026年成為中美關係繼往開來的歷史性、標誌性年份。
習近平強調，中方致力於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同特朗普總統贊同將構建「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作為中美關係新定位，將為未來三年乃至更長時間的中美關係提供戰略指引，相信會受到兩國人民和國際社會的歡迎。「建設性戰略穩定」應該是合作為主的積極穩定，應該是競爭有度的良性穩定，應該是分歧可控的常態穩定，應該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穩定。「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不是一句口號，而應該是相向而行的行動。
時隔九年，特朗普再次以總統身份訪問中國。他表示，願同習主席一道，加強溝通合作，妥善解決分歧，開啟有史以來最好的美中關係，開創兩國更加美好的未來。
「特朗普在第二個總統任期內更加自信、更有經驗、更有權威，也更有取得政績的緊迫感，在對華決策時可能更少受到那些鷹派人士的影響。這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有利因素。」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創始主任、治理與政策學院教授李成對《中國新聞周刊》指出，「當前是一個機遇期，雙方能達成一些可操作、能落地的共識。」
李成是中美關係的長期觀察者、研究者與親身參與者，曾擔任美國頂級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5月13日，李成就本次中美元首會晤的意義與中美關係的未來，接受了《中國新聞周刊》專訪。
「若以修昔底德陷阱所暗示的戰爭方式解決（中美關係）問題，其結果很可能對全人類都是毀滅性的。」李成說，「我們不應以宿命論的視角看待大國關係，而應積極尋求和平共處的路徑。」
元首外交防止「垂直墜落」
《中國新聞周刊》：在當前的歷史時期，本次元首會晤對中美關係有哪些重要意義？
李成：對中美雙方而言，本次元首會晤最重要的價值在於防止中美關係「垂直墜落」。同時，當前是一個機遇期，雙方能達成一些可操作、能落地的共識。
基辛格博士生前多次對我說，中美元首見面時，雙方的重點有所區別。美國傾向於「就事論事」，而中國更關注戰略框架。就本次會晤而言，特朗普在乎解決關稅、經貿、地區衝突等具體問題。對中國領導人來說，這些問題固然重要，但更關鍵的是戰略定位。換言之，美國總統究竟將中國視為朋友、夥伴、對手還是敵人？
縱觀過去幾十年，特朗普可能是最常稱中國為「朋友」的美國總統，他也一再表示對中國領導人的尊重。無論其真誠度如何，這種態度至少與拜登政府及特朗普周邊的一些美國鷹派人士非常不同。那些人將中國定義為最大的「敵人」或「對手」，而特朗普極少從意識形態出發表達這種立場。他在第二個總統任期內更加自信、更有經驗、更有權威，也更有取得政績的緊迫感，在對華決策時可能更少受到那些鷹派人士的影響，這對中國而言也是一個有利因素。
在一些具體地區安全問題上，雙方也有合作意願。目前，特朗普在伊朗局勢中的處境並不輕鬆。他未能實現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更迭，也未能摧毀伊朗核設施，現在轉而想推動霍爾木茲海峽開放。但諷刺的是，霍爾木茲海峽在美國襲擊伊朗之前，本來就是開放的。這個問題懸而不決，將對特朗普構成較大的打擊。他需要中國的幫助，而中國也願意在這個問題上發揮積極作用。
最後是經貿問題。中美元首釜山會晤後，美國又在造船、航運等領域採取打壓舉措，中國自然也要採取有針對性的反制措施。現在，雙方都有意願達成新的共識。我認為，貿易、關稅、稀土、供應鏈、中國企業在美合法權益、美國農業產品與能源對華出口、雙方增加投資等議題，都可能在本次會晤期間及之後取得新進展。
《中國新聞周刊》：特朗普的決策往往被形容為「多變」和「難以預測」，如何評估他在中美關係上的確定性？
李成：特朗普個人確實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還是一位充滿悖論的領導人。他有時顯得善於操縱別人和別國，但在一些重大事項如伊朗問題上，又會被以色列這樣的外力所影響。
但總體而言，特朗普意識形態觀念不強，但是一個非常「政治性」的人，擁有很強的政治敏銳度。他不注重承諾，但也不教條僵化。在一些中國關切的重大問題上，他會採取比其他美國總統更為實際的立場。而且，他的競選口號是「讓美國再次偉大」，這意味着他認為美國已不再那麼偉大，他一直認為中國很強大，對中國懷有敬畏。這對中國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會。
更重要的是，元首外交在中美關係中本身就具有確定性。一次元首會晤不可能解決中美關係的結構性問題。但我們必須與在位的領導人進行談判，因為無論你喜歡與否，在位者才是決定政策走向的人。外界無法有把握地預測特朗普的未來政治前景與政策變化，但在當下，與他談判能做成很多事情。
最為重要的是，元首會晤雖不能使中美關係發生180度扭轉，卻可以防止其「垂直墜落」。這意味着兩國交流、對話的大門依然敞開，經貿、教育、人文等各領域的交流合作都可以繼續維持。如果沒有這個保障，中美關係可能會迅速滑向更糟糕的方向。因此，這次會晤是極有價值、極有意義的。
「不應將彼此視為敵人」
《中國新聞周刊》：經貿一向被視為中美關係的壓艙石，但近年來，隨着美國不斷加碼「關稅戰」，一些觀點認為，經貿反而成為中美關係波動的「導火索」。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現象？
李成：這個趨勢始於特朗普的第一個總統任期，主要和美國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相關。
中國人或許很難理解，「全球化」在美國已成為一個貶義詞。這是因為，雖然中美兩國都從全球化中獲益，但兩國內部的受益結構截然不同。中國的所有收入群體都從全球化進程中受益，即便是最低收入群體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也實現了約200%的增長。
而美國由於內部分配機制不同，只有收入最高的20%群體從全球化帶來的增長中受益。美國男性藍領工人的收入，自20世紀70年代至今基本沒有增長。2023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群擁有的財富，超過了整個中產階級（人口的50%）總和。這種貧富差距在美國歷史上也是空前的。
對此，特朗普試圖透過關稅來改變現狀。如果我們梳理特朗普從商人到從政的整個歷程，他雖然有很多不可預測性，也以多變著稱，但他有兩大立場從未改變，一是保守的移民政策，二就是關稅。他甚至稱關稅是「詞典中最美好的詞」。「關稅戰」並非專門針對中國，而是針對全世界，包括美國盟友。只是由於中國是美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之一，且中國存在1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所以對華關稅問題顯得特別突出。
其實，美國貧富差距加劇，主要緣於美國自身的分配結構矛盾，而非全球經濟版圖變化的結果。美國經濟學界也並不認為關稅是解決方案。近期，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的全球關稅政策違憲，這反映出美國政商各界對此存在廣泛保留。
然而，特朗普的政策贏得了關鍵選民群體的支持，特別是白人男性及中下層民眾。這些群體構成了特朗普的基本盤。拜登在上任後，沒有敢真的取消特朗普第一個總統任期內增加的關稅。這也反映出，不少美國民眾在關稅問題上與特朗普的立場一致。
經貿仍然是中美關係的「壓艙石」。經貿聯繫代表着雙方利益的交匯所在，正所謂「當貿易停止，戰爭或許就開始了」。但可惜的是，美國人在這個問題上認知並不清晰，而美國的國內政治議程，又綁架了華盛頓對此的認知。
《中國新聞周刊》：這個問題如何才能得到解決？
李成：美國的內部結構性矛盾需要時間來化解，但這並不意味着中美現在不能開展合作、實現互利。
我認為，中國應當進一步注重包容性增長，致力於將經濟蛋糕做大。事實上，中國的發展會給美國帶來許多機遇。兩國經濟實際上仍有很多互補之處，特別是在農產品、能源、天然氣等領域。特朗普這次訪問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推動相互投資。隨同他的美方商界代表覆蓋了科技、金融、航空、農業等諸多領域，這都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們也需要共同尋找新的增長點。基礎設施投資是一個關鍵方向。特朗普是房地產開發商出身，自然清楚中國在建造業、製造業、房地產，尤其是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強大實力。總之，透過持續的交流與互動，中美雙方可以逐漸改變彼此的認知。中國也不願放棄美國市場，而美國同樣應該看到，中國近年來在許多方面的迅速發展，不僅是對美國的挑戰，也意味着美國企業的寶貴機會。
《中國新聞周刊》：中美可能就建立人工智能（AI）雙邊磋商框架達成共識，也是國際社會關注的一個焦點話題。你對此有何期待？
李成：首先，AI治理一直是近期中美元首會晤的重要議題，也是國際社會非常期待中美能達成共識的話題。在拜登擔任美國總統時期，中美領導人就曾達成重要共識：應維持由人類控制核武器使用的決定。
此番外界關注的中美AI雙邊磋商框架，其意義在於，中美之間的科技競爭仍將長期持續，但這不意味着兩國會在AI治理上必然走向對立。AI失控將是中美乃至人類共同的災難，這才是我們真正需要應對的威脅。因此，我們應有更廣闊的想象力，並認識到AI大國同時也是面臨AI風險最高的國家。中美必須就此加強溝通，形成共識，明確規則。
我希望雙方在AI治理上的合作，還能發展為一個更根本的觀念轉變：中美不應將彼此視為敵人，真正的敵人是我們面臨的共同挑戰。這包括AI風險，也包括氣候變化、恐怖主義、核擴散、全球貧富差距、大規模傳染病等。
遺憾的是，特朗普對其中一些議題興趣不大。但他對AI的態度有所不同，他身邊有不少從事AI開發的商界朋友。而且，特朗普的特點是他自認善於達成「大交易」，雖然未必深思熟慮，但可能因一時興起而採取行動。這種即興決策有時也能帶來積極結果。我們則應抓住這個機會。
不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
《中國新聞周刊》：你長期身處中美一軌半、二軌對話的一線，你覺得中美民間交流，特別是人文交流的現狀如何？特朗普執政期內，我們還能期待怎樣的改變？
李成：民間交流對中美關係至關重要。中美關係不僅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更是人民與人民之間的關係。然而，當前中美人文交流的現狀並不盡如人意。在全球「漢語熱」的背景下，美國僅有約2.8萬名學生在校學習中文，來華留學的美國學生也比較少。習近平主席在2023年11月提出「5年5萬」倡議（5年邀請5萬名美國青少年來華交流學習），是非常重要的舉措。
我們也要看到積極的一面。美國主流民調顯示，29歲以下的美國年輕人對中國的好感度比其他年齡段高出15%至30%。有人認為這與TikTok（海外版抖音）的流行有關。但實際上，民調數據在TikTok流行之前已經展示了這種有趣現象。
我認為，這可能與美國年輕人沒有冷戰的歷史包袱有關。此外，美國大學生在校園裏與中國留學生有大量的接觸，他們親眼所見的中國，與美國傳統輿論所妖魔化的形象不同。這提醒我們，只要交流持續、大門常開，中美民間認知就不至於出現極端可怕的局面。
在這方面，特朗普確實發揮了作用。據美國媒體報道，2018年，白宮政治團隊曾討論一項禁止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計劃，被特朗普否決。若非如此，這將對雙邊關係造成很大傷害。
目前，美國國會有不少兩黨議員在試圖立法限制甚至禁止中美科學交流，包括學者訪華和學生交流，而特朗普卻多次表示歡迎中國留學生。他此番更親身來到中國，自然會帶來積極影響。美國各界人士會問：總統都去了中國，為什麼我們不能去？而其他國家也會認為，美國都要與中國改善並發展關係，為什麼我們不也這樣？
《中國新聞周刊》：雖然美國年輕一代對中國的好感度較高，但很多人擔憂，在對中國的印象和態度上，年輕一代的美國「中國研究專家」沒有上一代知華派學者友善。這是為什麼？這種情況是否可能改變？
李成：確實存在這樣的反差。美國年輕人對中國的好感度較高，但在台面上活躍的一些年輕學界、政策界人物，大多以對華強硬甚至可以說以「反華」著稱。一方面，這是一個自我篩選的過程。在當前華盛頓的政治氛圍中，往往只有展現對華強硬立場的人，才可能得到更多重用。另一方面，這也與美國教育結構的變化有關。
老一代中國問題專家如芮效儉、傅立民等，深諳中國文化，能講流利的中文。而新一代學者則深受「美國至上」及「歷史終結論」的意識形態影響，且在量化教育體系中成長。這反映了過去30年美國社會科學界的知識結構轉變：經濟學變成了數學，政治學變成了統計學。重量化、輕人文的教育傾向，忽視了語言學習與文化理解，無從真正把握中國人的觀念與思想。我認為，美國將為此付出巨大代價。
改變這種狀況需要耐心。所謂「不友善」的人具體情況各異。有的人比較了解中國，只是對中國崛起感到恐懼；有的人是因為不了解中國；有的人則是因受意識形態影響而妖魔化中國。對不同的人要區別對待，關鍵在於，我們至少要讓所有人都意識到：中美關係若持續緊張甚至走向衝突，將沒有贏家。
我時常想起在基辛格晚年時和他的談話。他說，在人類歷史尤其是現代史中，很少出現兩個國家棋逢對手、勢均力敵的局面，這種情況下的兩個國家並不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相反，雙方有可能實現長期和平共處，共同發展。
而且，在智能化戰爭的時代，很難想像這兩個國家之間會產生所謂「贏家」與「輸家」，若仍以「修昔底德陷阱」所暗示的戰爭方式解決問題，其結果很可能對全人類都是毀滅性的。總之，我們不應以宿命論的視角看待大國關係，而應積極尋求和平共處的路徑。
原刊於《中國新聞周刊》、香港大學當代中國與世界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本社獲受訪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