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老店，必有外傳，逸聞軼事，稀奇古怪，無所不有。校內非法養鷹不知夠不夠另類，也能算上？
那是1969年百年校慶的奇遇，不妨以養鷹為契機，以意識流，串聯一系列表面毫不相干卻深層次同理的野史事件，包括團結黑道、帶頭削髮、拒升國旗……或許能反映拔萃仔為何向心力和使命感特別強，又敢於大膽利用條件開創空間，為人所不敢為。也感謝學校常年提供客觀條件和寬鬆環境，鼓勵同學們盡情探索、發揮，必要時還出面包底善後。
當年我是Senior Prefect，房間外有寬闊的露天走廊，成了另類寵物園，由低班寄宿生悉心打理，一般的魚、龜、兔以外，較特殊的有草蛇、白鼠（解剖用），還有泰國同學帶（走私？）回來的一對飛鼠。百年慶典放的和平鴿，也由同學養大，所以養鷹的鳥籠、餵食的蛇鼠都是現成的，也算是緣分。
這隻核鷹（老饕如是稱）則是投奔自由而來的。旺角花園街、洗衣街一帶，是當年野味的集散地，果子狸、穿山甲、蟒蛇等現在的保護物種，應有盡有，當然也包括各種猛禽，都注定被烹食。逃脫後，它直奔城市中的綠洲，卻撞在校內玻璃牆，暈倒被救活。
1978年前，內地輸港的生豬、野味，都在旺角火車站卸貨，臭氣沖天。拔萃雖處山上桃園，天天也要和沿途居民一起受難。1968年還連帶輸入所謂「香港流感」（全球過百萬人死亡），拔萃近水樓台先得病，但也加強了免疫能力。
也成了個隱喻，天天提醒拔萃勿忘初心，現在雖處境優越，但時刻要接地氣，慎忌同質化、悠然自得。
五湖四海 以校為家
1869年，聖公會成立Diocesan Home and Orphanage，那是個悲慘的開端：是書室但不稱書室（到1892年才由Home改School）；稱孤兒院但多數學生父母健在。最貼切的是Home，成為代位父母。跟其他學校不同，拔萃主要收容的，是當時社會所不容的，是被其父母兩種文化所唾棄的混血孩童。
感謝神祇庇佑、善者關懷，也靠自身爭氣，邊緣人才得以昇華成今天的主流。而其另類出身，則孕育出強烈的團結奮鬥、伸張正義精神，對學校、對香港歸屬感特別強，雖時代變遷，影響依然，成了拔萃基因。昔之生存之道，成了今天外人，特別是校友夫人們難以理解的向心力。
與別的學校不同，同學們不是自摸清一色：他們的父母來自不同國家、不同社會階層，自小就接觸不同文化、傳統、宗教，不同國旗、國歌，甚至不同膳食習慣，有利開拓多元化思維和國際視野，格局不同，像打了免疫針，能抵禦狹隘的過時倫理和不同年代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
拔萃一貫以學生多元化為榮。1929年60周年校慶，還特別拍照強調學生來自39個國家和地區。遺憾的是，1960年代，政府短視，以節省公帑為由，終止外國學生赴港學習，暫成斷層。
英魂不朽 浩氣長存
也就是這批華、洋、混血學生，響應時代召喚，在兩次大戰中挺身為香港而戰。一戰中，就有幾十人為多國參戰，還有一名後來戰亡的印裔老師Viveash，命名其指揮的坦克為「香港號」，馳騁歐洲戰場。二戰中，拔萃獻身的英烈，是本地機構最多，而且時有新的發現。為紀念和平80周年，今年稍後會出書記錄他們的英勇事跡，謹以緬懷先烈。
團結就是力量
1884年10月，創校才15年，拔萃校友就以其特質登上歷史舞台，創立了第一個本地社團（即黑社會）。時值中法戰爭，香港港口的搬運工拒絕為法國船隻卸貨，卻因違反當時法令被罰款。當年社會底層華人為自保，加入眾多源於內地的三合會，但礙於格局，多按籍貫、行業、宗親組織。開埠時香港人口才兩萬多，就起碼有26個冠名的堂口，力量分薄，難成氣候。
校友賴文星（盲忠）因諳英語，出面和警察交涉，指責其濫用刁鑽的法令製造混亂（1879年第8號《商船條例》第13款），事後以傳説中的一句訓話：「你地一盤沙咁散」，整合各零散堂口，組織跨行業、跨籍貫的大罷工。
更難能可貴的是還化解了不利因素的干擾：早十年廣東「土、客」籍貫之間的矛盾釀成械鬥，過百萬人死亡，恩怨未消；而內地清朝大員（包括時任兩廣總督張之洞）不了解香港情況，僅為其自身利益着想在瞎指揮。
賴文星遂被推舉為首領，成立了第一個本地社團「和合圖」，進入新的時代。這此爭取權益的鬥爭精神和手法，對日後英國的管治，對國、共兩黨的發展影響都很大。
港英十分重視事態，隨即通過緊急條例應對（僅有效半年），並在1887年通過條例全面打擊社團，自此嚴加管制，黑道難以抬頭。
利在國、共
賴文星掌握時勢、善用專業，提高格局的操作也影響了1883年以"Sün Tui-chew"（孫帝象）登記入學的學弟，他就是國父孫中山先生。先生雖在拔萃學習才幾個月，但其自傳還是有提及。先生走上扶弱除強，以建民國，以進大同的理想，也在這一年萌芽。
賴文星利用港口大罷工爭取權益，影響深遠。19世紀末，香港已經成為世界重要港口、金融中心，舉足輕重。港口大罷工成為「港式鬥爭」的手段，每每用上，饒有成效。1921年的港口大罷工成了一次綵排，造就了100年前「五卅運動」帶起的1925年省港大罷工；罷工堅持逾年，破世界紀錄，中國共產黨也得以迅速發展，黨員人數翻了好幾倍。
罷工領導之一鄧發，1928年擔任中國共產黨香港市委書記，嗣後還成了情報頭子進入領導層；也發揮香港「深化國際合作」的特色，安排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秘密赴延安採訪毛澤東，才會有改變世界對中共觀感的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
今年適逢奠定毛澤東領導地位的遵義會議90周年，我專程去遵義，參觀「跟我走」沉浸式虛擬現實展覽，一睹鄧發風采（他級別比鄧小平還高），也重新感悟盲目冒進、左傾機會主義的禍害，特別是左傾教條主義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畢竟1967至68年，香港才經歷一場左派掀起的血腥暴動，當時學校被迫高度警惕，拔萃住宿的prefects每晚要巡查炸彈。而今還要以此為戒，慎防左傾路線像帶狀皰疹般，長期潛伏，一俟放下警惕即伺機冒出肆虐。
省港大罷工對拔萃影響極大。一方面，剛建成啟用幾個月的旺角新校舍，被英軍徵用做醫院，以援助上海兵力（二戰時日軍也同樣佔用），只好暫時借用現在改為旺角警署的舊樓辦學，學生流失，打擊極大。隨後的經濟蕭條，還差點滅校。另一方面，代表香港去談判平息罷工的，是校友羅旭龢，剛柔並使，完成使命，成為香港華人首席；羅氏祖父輩到孫子輩都是拔萃人。
一位校友帶頭搞事，另一盡力息事，而二者都正確，豈非怪事？這要講格局，要掌握一時一隅的特點，切忌絕對化、教條化、神主化。下一篇的頭髮革命和百年慶典的另類安排，足以説明拔萃人的獨特處事方法。
〈拔萃外傳 百年另類〉二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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