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拔萃外傳 百年另類〉（二之一）
上一篇提到，拔萃因其創立的特殊背景，孕育了一種獨特的處事思維，成了基因，傳承迄今。頭髮革命，是又一起實事求是，避免絕對化、教條化、神主化的例子。而百年校慶前後的一系列事件，更突顯在拔萃，另類其實是常態。
剪還是不剪 值得考慮的問題
《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擾攘千年。滿清留辮子，薙髮易服，先被抵制，後成圭臬，還莫名冒出一批衛道士，奉之為神主，認為剪髮就是崇洋，雖然時代變遷，辮子、纏足等成了落後的象徵，依然執迷不悟。
時代革命，拔萃絕不缺席，1910年清朝尚未被推翻，《華字日報》（1910年11月11日）就報道：「拔萃書室剪髮向來最多，惟均服西裝者。現有第五班學生黎肇球昨日剪髮仍穿華服。」這道出世代特點：年輕學生思想前衛，一改到底。但社會大眾，特別是長者，想剪髮者可能眾多，因留辮子弊病易見，但不一定都願意同時放棄華服而踟躕不前。
見此，校友關景良（字心焉，是最早支持孫中山搞革命的「四大寇+1」的+1，因家庭原因不便出面）便與友人註冊成立「剪髮不易服會」，會章規定：「煩關於政治及別項事情皆概不預聞」，更不收會費、不涉金錢，以團結大多數。
大會成立前已有數百「上流社會」人士贊成。1910年12月3日，大會在華商會所舉辦（會所是由關景良籌辦的，是香港第一家華人會所，何東擔任第一任主席），五、六百人赴會，由愛爾蘭樂隊120人奏樂行禮，更特邀六位社會知名耆老擔任公證，剪髮遂成風氣。難免不想起賴文星當年團結另一社會階層群眾共事。
或許華人愛崇拜圖騰、權威，清朝倒台，短髮旋即成了風尚，還莫名冒出一批衛道士，以此為圭臬。然而1960年代，披頭四出現，留長髮頓成時尚，風靡全球，青年學子紛紛蓄髮，醖釀又一場頭髮革命。
在拔萃，一方面，老師中也不乏華、洋衛道士，另一方面，帶頭留髮的同學，本來就「另類」。怎們辦？讓老師們勸阻，各自執行，難免齟齬。而為這區區小事另定校規又有點小題大做，日後沒完沒了，不符拔萃風格。
結果採取另類措施，由Senior Prefect帶頭適當留髮。自此，老師們也無話可說，而同學們留髮的叛逆意義也大打折扣；打個招呼，大家「識做」，事情就過去了。其實當年我扮老成，牛仔褲也不穿，皮鞋還是三節頭，與長髮有點不協調。事件留下的，是兩張照片：我的長髮和載入校刊的「長髮」代表，還有老師助陣，夠另類！
放而弗縱
校方敢於採用另類措施，既因充分掌握學生們的心態，更是一貫寬鬆處事的體現，讓同學們盡情探討創新，從中成長。《禮記·學記》有載：「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牽，強而弗抑，開而弗達。」拔萃還能因應時勢做到「放而弗縱」。
百年慶典前後的幾項另類措施，涉及校徽校旗、跟官員糾纏、掛國旗，還有和「暴亂分子」合作等；我有機會體驗，終生受益。
民主萌芽
先是上一屆的Senior Prefect為了慶祝校慶，組班底自行設計了新的校徽和第一面校旗，居然被校委會採納。新的設計有三個樣式，大小顏色不同，《聖經》由橫寫變直寫，難以取捨選定。我遂提出另類遴選機制，也被校委會接納，建議採取全校公投，由教職工和學生平等一人一票普選選出，是拔萃第一次，同時還公投決定中午休息時間的長短（當然愈短愈好，可早放學去玩），皆大歡喜，是公民社會的萌芽。
應對權貴 是是非非
繼而是安排港督拜訪學校。我之前已經得罪了教育署，現在又要提出「非分」要求，豈非怪事？
得罪教署，是因為此前左派暴動平息後，政府開始向學校部署政治任務，召見各老牌學校學生代表開會傳達。地點在女拔萃，先由官員訓話，然後學生一一回應。女拔萃的代表是我的小拔萃同班同學，讓我最後發言。官方代表，一如一般低能官員，訓話高高在上，下達聖旨，可感覺到會議氣氛高壓不對。輪到我發言，算較客氣表態：教署的要求，要是其是、非其非，對的可以採納，不對的則免。在場恐怕只有官員們尷尬。女拔校長Symons當然被投訴，她再轉向男拔校長Lowcock（郭慎墀）投訴，反被訓斥，被一句「都什麼年代了」頂了回去。幸好二人稔熟，Symons的哥哥是拔萃1928年的Senior Prefect，跟Lowcock的父親都在二戰中犧牲。
向港督副官提出兩個另類要求：其一，港督拜會學校時，教師和prefects要分別對待；其二，掛國旗會有特殊安排。
Prefects制度，拔萃是1916年開始的（以前叫monitor），既是校方權力下放的機制，又是學生學習管治的機會。1960年，施玉麒校長向辦學團體匯報學校紀律制度時，作出如下表述：
要求港督另行拜會prefects其實不為怪，很難想像他未當過prefect。
國旗事件 靈活變通
掛國旗倒是有點棘手。按儀禮，港督來訪是要掛「米字旗」，但學校剛制定了校旗，正門只有一個旗杆，不可兼顧，只好變通一下。英國升掛國旗儀禮，是將國旗置於position of honour，強調尊貴地位。鑒此，在學校最高處重新樹立旗杆掛米字旗，正門低處的旗杆則掛校旗，另類安排尊重儀禮，兩全其美。
港督戴麟趾正式訪問，下座駕時，瞥了一眼校旗，先拜會校長和教職工，然後走過一片草地，由我向他一一介紹prefects。
國旗的安排也不足為怪，因為英國雖然涉及掛國旗的繁文縟節奇多，被各國仿效儼然成圭臬，但英國其實沒有法定國旗（也沒有法定國歌，怪不怪；年代久遠的政權確實任性點），米字旗只是從俗，可以肅然敬之，也可用之作褻衣，悉隨尊便，沒有變成圖騰、神主，敬者由衷而不由法，更能顯示民意。
靈性包容 矜憫為懷
第三項另類措施最難理解，但可能意義最重大，是協助「暴亂分子」。67年左派暴動，包括放炸彈，炸死51人（其中12名紀律部隊人員），中共組織、左派團體以及左派學校盡失民心，完全被孤立。然而在這非常時期，拔萃還是邀請左派勞工子弟學校的田徑隊到拔萃操練，令人側目。有必要從功利、歷史、靈性三個層面認識這遠超「另類」範疇的奇異安排。
強強才能長進
所謂功利層面，是因為當年學界田徑比賽，拔萃和勞校是勁敵。後者若找不到地方訓練，水平必定下降；而拔萃沒有強有力的對手，自己水平也難上升，因而功利性邀請他們一起練習。拔萃1968年4乘100米接力，破了學界記錄，記錄維持了20年。
傳統華人社會習慣自摸清一色，愛唯唯諾諾、怕競爭、不愛聽反對聲音，水平必定一蟹不如一蟹，何況還投機趁人病攞人命，讓自己成績短暫好一點，這種落後的傳統思維難免會認為，如此扶持對手有點反智；另類措施需要一定的自信和智慧。
品味歷史
歷史層面更蹊蹺。勞校的辦學團體──港九勞工子弟教育促進會，是中國共產黨香港市委1946年9月成立的外圍非牟利機構。但其主要推動者原來是聖公會何明華會督；第一間勞校更是由教會日校管理人，日後拔萃校長施玉麒籌辦，還任校長。
1949年5月解放軍剛渡長江，港英就部署防範措施，發文準備關掉已開辦的12間勞校。何明華毅然當上促進會主席，出面保護，還在現在公主道旁找到一塊地蓋旺角勞校，也就是日後應邀到拔萃操練那一間。所以出現一個怪現象：勞校開會，先由何明華、施玉麒主持談校務，然後識趣避席，留下的開黨組會。何明華為勞校爭取權益，到60年代還被港英政治部盯上。
何明華1931年赴港任華南會督，當了拔萃校委會主席30多年。1956年應邀到北京，周恩來夫婦設家宴為他洗塵，感謝他多年的貢獻，由和他相熟，長期負責香港工作的喬冠華夫婦作陪。嗣後，北京還邀請男女拔萃的老師，包括拔萃日後的Lowcock校長到內地參觀，比現時的遊學團早了一個甲子有多。
何明華雖被港督詡為「紅色主教」，但是以教育為重，並非偏袒一方。1956年香港右派連同黑社會血腥暴動（59人喪生），右派學校失去台灣支援出現財困，也是何明華出面説服錢穆接受香港教育體系，並以聖公會崇基神學院為基礎推動成立中文大學。操辦的，是另一校友關祖堯。
就是這歷史淵源，唯有受教育為本、有教無類精神的驅使，才會促成邀請勞校運動員到拔萃操練。
虛心自問 責人先責己
至於靈性層面，則涉及更深層次的問題。1967左派暴動，社會歸咎內地文革和本地左派，不無道理，膚淺以為抓幾個暴徒就能解決問題。Lowcock卻看得更深遠：當年他發表校長報告，在慶辛「暴亂」平息、學校安穩度過之餘，出乎人料臨時發揮，加插一句，做出如下宣示：
既然咱們香港人容忍了一個本質上不公義的社會，並從中受益，我們就必須分擔由此產生的任何犯罪和暴力的責任。
更根本的是體制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除非民主社會的所有成員都準備好在必要時為當權者製造麻煩，否則任何民主社會都無法生存。
而當時教育制度也是幫凶：
我敢說，1967 年的一些「未受益者」，是被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小學六年級升中試淘汰的。這些成千上萬的12歲少年曾經被社會遺棄，現在仍然被遺棄，只能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社會中完全自生自滅。這群人，以及中學被退學的，長大後，對整個社會充滿怨恨，而他們很可能就是被利用來進行破壞的主要成分。
Lowcock認識到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核心問題是香港社會自身的缺陷，而辦學目的之一，是試圖彌補這些缺陷。這正是在傳承1869年辦學的初衷。對外邀請勞校的田徑隊到拔萃操練，對內推行一系列改革，便順理成章。
如此批評政局是否在「妄議」、「軟對抗」？毫不奇怪，1924年就有記錄政府不高興Featherstone（費瑟士東牧師）校長用校長報告提出批評。但拔萃的意見往往超前，日後變成政策：Lowcock 1968年的言論，有利推動日後的普及教育。港英政府也開明明智，翌年委任他為非官守太平紳士，過幾年還向他頒綬大英帝國員佐勳章（MBE），高招！
治學若修雲水 貫徹育人為本
外傳的意識流至此，終於回歸教育。不妨分享一下拔萃的教育外傳，再交代核鷹的去向。
20年前，拔萃有機會改善校園，新蓋多幢教室、宿舍和禮堂，我曾為之撰寫一副對聯：「建校有賴木石，治學若修雲水」（註）。校園常態是水平如鏡，但難免偶爾翻風雲。處理學生犯禁時，如何剛柔並濟、平衡寬容和懲罰，是治學的重大考驗。拔萃自有一套另類方法，儘管這些方法有的現在已被法律禁止、或難以實施，但其精神仍有參考價值。
很多校友特別懷念並樂於承認的，是犯較嚴重錯誤後被體罰打籐。乍聽有點變態，但其意義深遠，是經過精心考慮後的安排。學生行為導致要被打籐教訓，表示敢於擦邊球甚至挑戰權威，而校方則處罰後不留案底，避免寒蟬效應，是絕佳的平衡。但要説，是在拔萃特定文化下，打籐才是合理的另類措施。
更嚴重的犯禁，不得不退學。但這也要平衡寬容和懲罰。多年來，若不得不被退學的學生確有悔意而有挽救可能，則以教育為重，安排到天主教系統學校上學，讓其在完全不同社群裏重新開始，成為另一條好漢，輕裝上陣，繼續上學；同樣，拔萃也接受他校的同類學生。這另類措施，是一事一議，是建基在各學校高層間的長期合作和信任。遺憾的是，現在過度制度化，已成絕響。
歸去來兮未分離
獨一無二的事件則發生在二戰前夕，拔萃學生以各種方式動員支援國家。碰巧的是，1939年Senior Prefect的最佳人選是來自當時被日本佔領的台灣的華裔。高年級學生為此罷課，抗議任命「日本人」。儘管經過多輪談判（早年調解省港大罷工的校友也參與），學生們仍拒絕返回課堂。這究竟是愛國主義、還是盲目的民族主義有待商榷，但由於必須執行紀律，校委會主席何明華會督無奈批准開除這批學生。但本着一貫以教育為重的精神，學校主動幫助領導者尋找替代學校。
然而，儘管被開除出校，罷課帶頭人之一實際上從未「離校」。27年後，他被邀請加入校委會，一個月後還當選校友會主席，而這一切都是由當年同意開除他的何明華會督操辦的，也夠另類。
何明華退休時，聖公會學校的贐儀，是我畫拔萃的一幅油畫。他留給拔萃的臨別贈言很簡單，是有關養育子女："Have ‘em, love ‘em and leave 'em be"（生之、愛之、讓之馳騁）。拔萃大概是做到了，所以他的兒子也入讀拔萃。
核鷹怎麼了？有一天帶它去曬太陽，飛走了，不無惆悵，也讓之馳騁吧。已過了50多年，必定有更多更精彩的另類外傳，期待學弟們去發掘。
同年我有幸當上Senior Prefect，從小拔幼兒園到高七，在拔萃度過14年，其中九年還是住校寄宿，對學校一草一木、一房一室都瞭如指掌。
註：“Wood Rock Cloud Water”，木石雲水（2008）
〈拔萃外傳 百年另類〉二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