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看，10月30日在韓國釜山舉行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唐納德・特朗普的這場備受期待的會晤並未帶來具體而顯著的實際成效。
然而，這次會晤或許悄然開啟了一種新的相處之道的可能性：一個「二國集團」（G2）的世界，。在其中，中美在某些全球性問題上協調合作，同時在其他領域繼續競爭，甚至激烈競爭。
顯其本色，特朗普將兩國領導人時隔6年的首次面對面會晤稱為「巨大成功」，並給出了「滿分10分我打12分」的評價。撇開這些誇張辭令，具體交易頗為有限──只是對特朗普在4月重新點燃的全球關稅戰達成了一次有限的停火。
據雙方官方通報，美方同意將與芬太尼相關的關稅從20%下調至10%，使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產品的綜合稅率從57%降至47%──仍高於貿易戰前的水平。中方則承諾在一年期、可續簽的安排下維持稀土出口，並重啟採購美國大豆。從強制出售TikTok到美國對半導體出口的限制等爭議議題，被留待進一步談判。
（白宮Flickr）
這場合作的試探
同樣引人注目的是雙方沒有談論的內容。據兩邊說法，台灣問題，作為北京「核心中的核心」、也是長期的熱點議題並未列入議程。這一罕見的缺席，或許是數十年來美中峰會的首次。相反，雙方據稱探討了如何合作結束烏克蘭戰爭的途徑。
這是否是戰術上的務實主義還是戰略上的模糊尚待觀察，但它突顯出選擇性合作模式的輪廓正在浮現。特朗普本人在社交媒體上稱這次為「G2會晤」，將帶來「永恆的和平與成功」。次日，在馬來西亞，中國國防部長董軍與美國防長皮特・赫格塞斯會面，後者呼應了特朗普的表態，承諾將「化解並緩解兩軍之間出現的任何問題」。
正是這種合作的試探，使得釜山會晤超越了拍照作秀的層次，暗示「G2」概念的重啟──由全球兩大經濟體對世界事務實施共管。
理解特朗普言論的背景
要把握其意義──以及與早期版本的差異──需要回顧一些歷史。美國經濟學家C・弗雷德・柏格斯滕在2004年首次勾勒出G2概念，主要作為一種經濟框架。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該概念獲得了廣泛關注：當時中國的大規模刺激措施不僅穩定了自身經濟並支撐全球需求，鞏固了北京作為不可或缺參與者的信譽。
從華盛頓的視角看，G2是一種精明的主張：「世界工廠」應作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承擔更多責任，幫助維護其從中受益的國際體系。然而，北京看到的是風險。許多中國領導人懷疑這是一個陷阱，會把中國拖入繁重的全球職責，分散國內發展精力，並使中國與其自認所屬的發展中國家群體疏遠。鄧小平「韜光養晦」的箴言強化了這種謹慎。
隨着習近平自2012年起掌權、從低調外交轉向更為自信強勢的對外姿態，雙方不再就此周旋。與此同時，美國全面轉向「遏制」：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發起的貿易戰，以及前總統喬・拜登「高牆小院」的科技管控，都是試圖通過聯盟與出口卡點來扼殺中國在經濟、科技和軍事上的勢頭。
諷刺的是圍堵策略並未奏效，中國的技術與產業升級持續推進，而北京對關鍵供應鏈（包括稀土）的影響力愈發突顯。特朗普當前的G2論調，應置於這一語境下理解。
（白宮Flickr）
平等共治的G2
北京對重提G2標籤的反應較為低調，但其底層邏輯在中南海並非不受歡迎。北京自身的思考也在演進。十餘年來，習近平一直主張世界足夠大，足以容納中美平等共存，這與20年前華盛頓一些人設想的那種等級分明的G2迥然不同。
若釜山是G2 2.0的開端，那應是平等共治的G2，而非主僕式的主從關係。 不過，現實存在硬約束。特朗普的G2概念並非新鮮事──他去年12月就表示中美「可以共同解決世界上的所有問題」──但他的政治風格反覆無常。今天在社交媒體上讚頌G2，明天可能痛斥中國。這種易變性部分解釋了北京的謹慎基調。中美結構性難題不易解決：不斷擴大的美對華貿易逆差；美國對高端芯片及設備出口的持續限制；數據安全與平台治理；以及最重要的台灣問題。
倘若對解決這些議題缺乏更廣泛的共識，任何G2態勢都將是階段性的。
對亞洲是利好嗎？
時間表提供了機遇窗口。特朗普計劃於2026年4月訪華，習近平可能在同年晚些時候回訪美國。這些行程或可促成錨定G2所需的綜合性協議。
外界應如何解讀釜山會晤對台灣問題的回避？這可能是戰術選擇，旨在避免引爆脆弱的重啟；也可能意味着雙方更願意通過低調的渠道來管控這一問題。
最終，即便成型的G2也不會始終溫暖如春，它更像一場易變的探戈，伴隨反覆的摩擦與周期性的重置。 但若華盛頓與北京能將足夠的合作制度化，在基本面保持穩定、而在其之上進行負責任的競爭，那本身就是好消息──尤其對亞洲而言，誤判的代價將是立竿見影且沉重的。
即便是最粗糙的模式，這種G2共存形態也勝過另一種選擇：毫無約束的對抗，任由混亂滋生、招致誤判。
英文版原刊於CNA網站，中譯版發布於作者Substack專頁，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